小米粥加榆钱儿，北京人的荒年食谱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

2016-08-16 作者: Yiwei Wang

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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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粥加榆钱儿，北京人的荒年食谱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

Yiwei Wang

Jan 25, 2016 · 8 min read

文／陈光

钱钢老师附言

“干完活衣裳破”,“九月九回家挨大饿。”这是何时何地的小曲儿？陈光告诉我们，这是在1960年的北京郊区。探究那段历史，老一辈记者、学者曾付出巨大努力。现在，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走上了还原真相的道路。

我爸爸出生在1960年9月18日，正值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第三年，大饥荒的第二年。

当天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京郊秋收工作紧张进行”。“秋收”的左边伴着“播种”，头版的第二条报道就是“郊区各公社开始播种小麦”。版面中央一则短文的标题为“夺取秋收种麦全胜”，农业生产是重中之重。

“播种”一文的开头写道：“在郊区的广大田野上，现在到处是整地播种的人群和送粪的车辆。大批经过检修的拖拉机也已经开赴田间进行耕地、播种。截止十六日，全郊区已经腾出麦地六十万亩，耕好麦地四十二万亩，种好小麦十万多亩。”对于农业没什么概念的朋友，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一个足球场约为10亩，六十万多亩地就相当于六万个足球场大小。相对于目前北京的农地保有量，这个数字并不夸张。但当时小麦的产量如何呢？

浮夸的报道与骨感的现实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第四版刊发了一署名为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产量会有多少？》。

文中写道，“科学计算告诉人们……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再把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照这个算法，稻麦的亩产量可能达到4万多斤。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是6810.7公斤每公顷，即908斤每亩；2014年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是5243.2公斤每公顷，即699斤每亩 — — 连1958年声称的“每亩两千斤”都远没达到。

报纸之外是另一个世界。

属于北京郊区的延庆多种玉米，有了农药，现在一亩地平均可产1200–1300斤玉米。家住延庆的郭爷爷回忆1960年的收成，一亩地平均亩产量仅为270–300斤/亩，不好的时候低到50–60斤/亩。

“按着上面要求，每亩380斤以外的粮食算多出来的，多出来的全部上交，我们当时叫‘提留’，”郭爷爷说。

当时粮食是定量分配落人头的，据郭爷爷回忆，在延庆每人每年分280–300斤粮食，合一个月分23–25斤粮食。每年十一正好收割，开始分粮，按十一前生日的人头数分，小孩量少。十一后出生的人头不算。郭爷爷儿子的生日正巧在年底，一家三口人只能吃两人的粮。所谓的“粮食”，很少见大米与面粉。

“我们当时是这么换算的，一斤玉米、五斤地瓜、五斤土豆可以分别抵一斤粮食，面粉不敢想。”郭爷爷在地里干活时经常哼唱一个小曲儿：“干完活衣裳破。粮不多。九月九回家挨大饿。”

这是北京的近郊，而在河北阜平县，玉米、地瓜、土豆都是奢望。当时我的二姑夫在保定一重点中学读书，上学时的供应是每年每人（分男女）发264–348斤粮食，男生每人每月应拿29斤，但鼓励节约，实拿22斤。下发的“粮食”质量混杂，经常混着各种树叶、树皮才能果腹。

“我们当时经常摘榆树、杨树、槐树的叶子，伴着白薯面吃。要赶着下霜前抢着摘白薯叶子，当菜吃。还有榆树皮，那个挺粘的，加上比较苏的谷糠，又是一餐。玉米面粥加白菜根也可以吃。”二姑夫这样报自己当年的菜单。

与外地和郊区相比，北京市区里已算相对“舒适”。据我二姑回忆，当时市里每人每月可分到27–28斤粮食，其中白面占10%-20%，还有食油5两。平日家中饮食多为小米粥加点榆钱儿，就着玉米面做的小饼吃。

北京及其周边尚且如此，外地更是不可想象。粮食急缺的情况下，饥饿成为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首要原因。爸爸出生的1960年，是大饥荒中人口减少最多的一年。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披露，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人。

一则国际新闻背后的血泪史

《北京日报》的第四版上，我注意到一条“几内亚各界盛赞中几条约协定”的新闻，当时中国政府是怎么“支持非洲国家经济独立”的呢？

钱理群在《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中提到：“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援外。在这一年之内，中共就援助了几内亚1万吨大米，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1962年中国经济还没完全恢复，阿尔巴尼亚向中国要粮食，当时国内没有粮食，因此正从加拿大进口大批的小麦，这批小麦还在返回中国的航途中，中央一个电报过去，就改航道，把粮食运到阿尔巴尼亚。援外的理由，完全是为了要和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也就是说在国内大量人口死于饥荒时，眼看到手的救急粮竟被用于“援外”。

“同志，你走错了路！”

北京人艺当时上演的剧目有个颇具暗示性的题目 — — “同志，你走错了路”。

注意海报上，标题的字迹像是毛泽东题写的，但也仅仅是像而已。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学写“毛体字”是一股风潮，不少单位和部门都会使用。

这是一部创作于1944年的作品，反映了在抗战初期，中共和八路军内部的生活和思想斗争。

剧情介绍：

主创之一的陈波儿经历传奇：她既是3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出演过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又是抗日浪潮中“上海妇女救国会”的主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艺术处处长等职。陈波儿于1951年因心脏病去世，邓颖超撰写了悼词。

该戏1944年上演后得到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关注。在与陈波儿、姚仲明交流时，周说，“过去党的主要任务和党内的思想斗争，在戏剧选材中是没人敢碰的。你们的戏用非常生动的故事，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得出结论是：阶级投降主义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据说，该剧的演出，为反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投降路线，起了很大的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初，在时任总理的周恩来指示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公演《同志，你走错了路！》，又一次引起轰动。

周总理与北京人艺还有很多轶事。《北京日报》在周恩来逝世3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讲到这样一则小事。1961年6月8日，剧院正在演出《雷雨》。于是之扮演周萍。周总理看戏的时候，休息当中，导演夏淳匆忙跑到后台来，告诉于是之：“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演出结束以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来到后台，也对于是之说：“你要准备总理批评你。”周总理来到了小休息室。大家落座以后，于是之心里很是紧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没有一开口就批评于是之，而是首先谈到了当时“大跃进”中一些过火失当的行为，劳逸结合注意不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许多年后人们已经看清，大跃进的问题岂止是“过火失当”。然而在当时，是无人谁敢说“同志，你走错了路”的。爸爸出生的一年前，敢说真话的彭德怀元帅刚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