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前的花蕾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40】
风暴前的花蕾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40】
文／高佳彬
钱钢老师附言
国家走向危崖的一个标志，是孩子也被政治裹挟。曾看过纳粹时期的宣传画，一列从小到大的吹号男子，从少年队、青年团到党卫军。高佳彬从1964年媒体的儿童宣传，看到了劫难的征兆。他在生日报演示最后朗诵的那首陶行知先生的小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要你哄，不要你捧”。对红色年代的孩子还应加上：“不受你骗，不受你蒙”。
我的母亲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小村庄里，她是甲辰年生人，就出生在1964年的芒种天（公历5月26日）里。中国的传统节气向来和农活结合密切，芒种字面的意思是“有芒的麦子赶快收，有芒的稻子可以种”。从当天的报纸中也能看出，这正是个农忙的时候。
首先来看《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解放后江苏省的党委机关报，当天报纸头版皆以农业为主，强调要在农业大忙时节内做好保障支援工作。
《南通专区集中力量进行夏收》中的“专区”一词相对陌生，它沿袭自国民政府时期设立的“行政督查专区”，介于省和县之间，属于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是1970年以前中国大陆的准区划形式，之后改称为地区。
在江苏的邻居上海，《新民晚报》当天的头版也是以支援农业为头条；而当天的《人民日报》头条讲的也是“粮食工作”。
这个时候，粮食仍旧紧张，物资短缺是全国普遍现象，政府部门、工人、农民、学生、一切人员都在想吃的、谈吃的，为嘴里的一口粮奔波。“三年困难时期”的记忆催促着从上到下紧盯农业生产，尤其在夏收农忙时节，更是一切部门要为农业“大开绿灯”。
但我的重点不在“支农夏收”，我想讲的是那一年儿童节的事儿。我妈妈的生日在5月26日，就在儿童节前几天。当天的《人民日报》早早地就开始给儿童节造势预热，并送出了沉甸甸的“节日大礼包”。这些礼物是啥？原来是儿童教育电影和新书籍。我看到了熟悉的红色故事片《小兵张嘎》，《小铃铛》则是1964年谢添导演执导的儿童片。当时的孩子们还能看到朝鲜电影《红色花朵》。
这些电影还算是儿童节主题，但有些“礼物”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科教片《罪恶的地主庄园》。还有一些书籍，《万恶的地主阶级》、《活阎王的罪行》、《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题目怎么听都有些少儿不宜 — — 然而这套“阶级斗争常识小丛书”是专门为小学五六年级儿童出版的。强调阶级斗争之外，还有一套“不能忘记的故事小丛书”，有《血染煤海》和《读书难》这样的标题，主打忆苦思甜。
江苏、上海等地也在当天相应的推出了以控诉旧时代、强调“阶级斗争不能停”为主题的教育影片与文艺作品，作为给儿童的节日礼物。
在90后的我看来，儿童节礼物应该是怎么轻松愉悦怎么来的。但这些礼物明显透出血泪仇、阶级苦味，凝聚着满满的国家意志和政治意味儿，真不是好收的礼。
当时每年儿童节皆是如此吗？我先后查看了1961年到1966年《人民日报》的儿童节期间其头版社论文章：1961年的《根据儿童的特点教育儿童》、1962的《家长的责任》都语调平和，少谈革命、不讲阶级，放在今日读来也是能够接受的；但在1963年却陡然大转弯儿，“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又重新回来了。
1963年社论标题是《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坚强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文中说，由于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在解放后长大，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不大知道过去的痛苦”，“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不大懂得旧社会反动统治的黑暗”。因此，要“经常给他们讲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的痛苦”，使他们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和压迫，什么是阶级斗争”。
1964年的头版社论《革命的家长要做子女的革命向导》、1965年的《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1966年的《用毛泽东思想哺育革命后代》更是往左的路上越走越远，再也拉不回来了。我撷取了三个大“红词”：“革命”、“阶级斗争”、“接班人”，对1961年至1966年的儿童节当日社论文章进行检索统计，得出了这些“红词”在不同年份儿童节的出现频次和变动趋势。可以看出，深红词汇出现频率越来越高。“阶级斗争”也真的变成“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起于微澜之间。这些看似微小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呼声，正是伴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积累出“入耳入脑又入心”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一步步走来。
1964年妈妈出生这年的儿童节，正是处在极左风气逐渐回潮的时候。对当年儿童节记忆最清楚的是我的大姨妈。我外婆育有四女一子，大姨妈1950年出生。农村的孩子，能有什么儿童节可过，至少在我大姨妈看来是这样的。她是家里的长女，很小的时候便要帮着下田、挣工分。她只在1964年上过一年小学，因此也仅过过一次儿童节。
上世纪六十年代，江苏开始大力推广中小学改革，以阶级路线办学。我妈妈出生当天的《新华日报》共有三篇文章论及农村公社小学开办。教育部门逐步调整学校布局，让贫下中农子女就近便利入学。全日制的小学也开始调整作息安排，以平衡学生生活和社员家务。
外婆家所在的公社当年也就办起了简易小学，而姨妈也坐进了学堂，上起了学。四个弟弟妹妹中，姨妈最疼我妈妈，因为“小三儿(我妈妈)是我的福星，她一生下来我就进学堂了，不至于当个糊涂人”。也正是因为进了学，姨妈才第一次听说还有个专门给儿童的节日。当时学校与相邻三个公社的学校串联，要在六一组织文艺表演，给夏收大忙的社员们加油鼓气。据姨妈回忆，节目也和现在有所不同，更多的是三句半、对口词这类曲艺表演。其中，最让她难忘的是，训练基地官兵们也在当晚和社员们一起表演的近身格斗节目。
外婆的家就在南京军区某驻军基地旁，与基地仅隔一条马路。姨妈在内的公社小孩儿每天最有劲头的时候就是早起打草的时候，能够一起结伴儿隔着铁丝网看军队训练。孩子们看到军士们矫健的训练身姿很是艳羡，而一份契机来的也很是巧妙。
1964年，人民解放军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比武，这场比武正是先从南京军区十二军开端，最后从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在火热的比武场留下身影。6月，大比武进入火热阶段，基地里热火朝天，而姨妈所在的小学也被纳入到这场群众性军事训练中来，这也算圆了公社小朋友长久以来的梦，对他们来说是一份比较开心的“儿童节礼物”。
但大比武在随后到来的政治风暴中被污名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遭受到批判。而姨妈的儿童节回忆也戛然而止，次年，因为有心人因私怨告发，外公被归入“地富反坏右”，姨妈好不容易得来的上学机会也没了，家里生活也一片惨淡；后来，姨妈和十二军训练基地的某个小伙儿谈了恋爱，怕家里不同意，便跟着复员回家的小伙儿一路艰辛去了福建，从此与家里断了联系将近30年。她也早早便嫁为人妇，过早告别了童年。
六十多年中，共和国的花朵们已经迎接过 66 个儿童节。文革的“风暴”摧毁了许多花蕾，一些孩子被催熟的政治环境所驱使，成为了一把把捅人的利刀子，遵从着政治意志完成从“花朵”到“革命接班人”的身份转换。他们也因动荡和恶劣环境导致读书过少，遵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倡导，要“能文能武”，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但却在后来的社会转型中被第一批刷了下来。
无数人赞美怀念童年，它让艰难尘世变成短暂天堂，不论在任何年代，它都是最后的桃花源，即使强大如国家意志，也不该用某一种思想、路线去指导它。应该把属于儿童的还给儿童。
最后，用民国二十五年儿童节那天刊于《永生》周刊上的一首陶行知先生的小诗来作为结束吧!
作者介绍
高佳彬，2015级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财经传媒硕士在读
【下期预告】
文革中不仅有“牛鬼蛇神”，“大毒草”也一抓一大把。什么样的影视作品会成为毒草？林一晨从妈妈生日报上的《林家铺子》批判说起，讲述“香花”如何一夜之间变“毒草”。
请继续关注5月29日第四十一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文革“毒草”电影大批判 — — 林一晨妈妈的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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