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泰隆尼亞之後，他成為我們所熟悉的歐威爾

1.

喬治歐威爾無疑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不只是在文學世界，更是在政治世界，甚至是日常生活 — — 如今誰不知道「老大哥」這個字眼呢？「歐威爾式」（Orwellian）也成為一個描述可怕現實的現代語彙。有人說要理解二十世紀，不能不讀歐威爾 — — 因為二十世紀的主軸是冷戰，而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犀利地呈現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的壓迫。但到了二十一世紀，不論是新的科技監控體制，或者2016年川普上台後對於事實的蔑視，《一九八四》的故事依然讓人警醒，依然是一個照亮世界的明燈。有哪一個文學作家有這種影響力？

不可思議的是，他對蘇聯式獨裁體制的洞見不是因為他曾經生活在其中 — — 除了緬甸，他一生住在英國；也不是因為他真的知曉共產主義極權體制下的恐怖 — — 他於1950年過世，而那時冷戰才剛剛開始。

文學家的想像力確實比現實更現實。

2.

歐威爾對共產主義的批判當然不是憑空而來，而主要是他來自參加西班牙內戰的親身經驗。

他早年在緬甸擔任警察，認識到帝國主義的壓迫。五年後回到英國，想做一個報導現實的記者，也寫虛構小說，並有強烈的左翼情懷，關注社會不平等。1933 年他以喬治歐威爾為筆名發表第一部作品《倫敦巴黎落魄記》，而後去考察考察碼頭工人生活，寫下《通往維根碼頭之路》，中間還發表幾本小說。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各地的理想主義者紛紛來到這個美麗的國家，對抗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包括作家海明威。尚未真正成名的歐威爾在1936年底來到巴塞隆納，起初只是抱著「為報社寫文章」的念頭，但一到當地就立刻加入民兵組織，「因為在當時、以及在那種氛圍下，加入民兵似乎是我想得到的唯一合理之舉。」他在《向加泰隆尼雅致敬》這本書中如此寫道。他加入的組織屬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這個組織偏向托洛斯基派，不屬於蘇聯共產黨的共產國際。

他一開始看到的巴塞隆納似乎是一個微型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大夥兒相信革命、相信未來，處處彌漫突然實現「自由平等」的感覺：大夥兒努力活得像個「人」，而非資本主義機器的小齒輪。」他寫道「 關於革命，有太多事我不明白，就某種程度而言我甚至不喜歡；但是在這裡，我立刻理解這是一種值得爭取並捍衛的狀態。」

然後他上前線幾個月，甚至被狙擊手一槍打穿他的喉嚨，幾乎喪命。五月回到巴塞隆納時，這裡已經不是幾個月前他以為的美好世界，而是蔓延著政治鬥爭。他目睹了共產黨如何以暴力和謊言摧毀他所屬的馬統工黨，逮捕他們的同志，抹黑他們屬於法西斯陣營，最後他和妻子被迫逃亡。

回到英國後，沒有左翼媒體願意刊登他關於真相的報導，且如同在巴塞隆納的共黨媒體，歐威爾發現英國的親共媒體也都在掩蓋事實，這對他打擊更大，並構成《一九八四》的核心：不論左翼或右翼媒體，事實都是可以被掌權者所改寫與重寫的。

他所見證的共產主義的恐怖、背叛與謊言是形成他後來政治態度的關鍵，也使得當彼時許多西方左翼知識份子還在對蘇共有幻想時，歐威爾就能洞察共產黨的極權本質。

3.

歐威爾的人生是一個難得的傳奇：少年時就讀菁英的伊頓中學，十八歲時去仍是英屬殖民地的緬甸擔任帝國警察，回到倫敦當過流浪漢，在巴黎當過洗碗工，參加西班牙內戰並中槍差點死亡，在BBC 電台工作過，又離開倫敦孤單地住在蘇格蘭的偏僻農莊，就在他的作家生涯要走上巔峰時死於肺結核，年僅四十六歲，而冷戰剛剛開啟，《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成為冷戰時期最重要的文學武器。

歐威爾是從西班牙回來立即寫下「向加泰隆尼亞致敬」這本書。這是他結合文學和報導的非虛構寫作，一方面是寫他在西班牙內戰的所見所得，文筆生動鮮明，帶著幽默感，另方面也提供了對當時的政治分析。而全書結構從一開始描述巴塞隆納的美好，到他幾個月後從戰場再回來時所親歷的暴力與追捕，彷彿是一本精心架構的小說（他描寫在巴塞隆納逃亡那段宛如一本政治驚險小說），我們既與他一起經歷局勢的轉變，也看見他個人內心與世界觀的轉變。

在西班牙內戰後，他從原本支持左翼的知識份子，變成共產主義的受害者，這沒有讓他放棄社會主義，只是更深刻理解到，不論是面對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他都要抵抗權力的濫用，並致力於追求真實與捍衛自由，而打字機就是他的武器。

「西班牙內戰和1936–37年間的其它事件起了決定性作用。那以後我就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了。1936年後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的字，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並主張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歐威爾在後來的著名文章「我為何寫作」寫下。

幾年之後，他寫下《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影響了整個世界，成為我們所熟知的喬治歐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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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喬治歐威爾《向加泰隆尼亞致敬》中文版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