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想起了刘宾雁……
想起了刘宾雁 ……
－－作者：李昕
不久前，马来西亚女作家戴小华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一批珍贵的作家签名本图书，我注意到，其中包括一本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刘宾雁自选集》。 1992 年，作者将此书赠送给戴小华时，曾附信一封。信中说这本书其实算不上自选集，收入的都是他 1984 年在陕西采访后写成的文章。然而，因为这是他 “ 被第二次开除后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 ” ，书中能够把他在内地被删节的陕西一组文章恢复原貌，使那些 “ 大陆人读不到 ” 的内容得以呈现，自然此书也别具价值。信中特意谈到，对于他来说， “1985 年是很黑暗的一年 ” ，他的作品 “ 发表时已不能不做删节，甚至不能不隐去地名、人名 ” 。他提到的这种情境，顿时令我浮想联翩，心生感慨。
我由此想起 1985 年我给宾雁编书的往事。
那时我还是个青年编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称 “ 人文社 ” ）理论组任职。 1984 年秋天，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吴济时先生给我打电话。他是我大学时期的授业师，知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文社，便来找我商量出书的事。电话中他告诉我，他搜集了刘宾雁许多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稿，想为刘编辑一本文学评论集，问我是否有意出版？我当时刚刚开始上手策划图书选题，考虑到人文社过去出版的文学评论集都是周扬、冯雪峰、胡风、邵荃麟、何其芳等等老一代作家的作品，现在非常需要与时俱进地编辑一些有影响力的新锐学者的理论著作，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向一批中生代作家约稿，当时已经拿到手里的，就有王蒙的和刘再复的书稿。所以，吴先生一提宾雁的名字，我二话没说，当即表示，欢迎这本书，因为它正好可以和其他几本配套。
我对于宾雁是早有了解的。读大学时，他是我最为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我读过他的全部报告文学作品。那时我在同学自己创办的校园刊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艺评论，就是研究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我由衷地钦佩他的胆识和洞见，尊敬他作为 “ 中国社会良心 ” 的人格，常常被他作品所显示出的强烈的正义感、道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所震撼和激励。他的文学理念，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干预生活，要介入社会矛盾，要推动社会改造和进步，这些，我都是高度认同的。因而，在我看来，整理他的文艺思想，出版他的文艺评论集，恰为现实所需。
作家刘宾雁
我第一次与宾雁见面，便是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吴济时先生将书稿编好后，专程飞来北京，约我一同到刘府拜访。那天，为了避免唐突，我们特地约请了几位刘宾雁的熟人一同前往，这几人都是武大校友，他们是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编辑王必胜和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何火任。
宾雁的家在人民日报家属宿舍，那是一栋没有电梯的老式公寓楼，刘住在三层的一套三居室。我们一行五人入室坐定，把他不大的客厅挤得满满的。因为是要给他编书，又有熟人介绍，所以宾雁虽是与吴先生和我初次见面，却令我们毫无生疏之感。吴先生拿出他编定的书稿目录，解释说他把刘的 38 篇理论文章分为三辑，第一辑关于刘的文艺观，第二辑论述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的特征，第三辑是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宾雁大致瞄了一眼，说这样分类清楚，他觉得很好。我们又建议他写一篇前言和一篇从出生迄今为止的自传，分别置于书前和书后，他都欣然接受。
正事几分钟搞定，接下来就是闲聊。大家聚拢一起，听宾雁侃侃而谈，他从文学谈到新闻，从现实主义创作谈到社会现实，联系到自己在各地调查的见闻，他极其雄辩地论证着文学必须 “ 写阴暗面 ” 和干预生活。举例也是信手拈来，随意谈到一些他所了解到的腐败事件，便令我们很是吃惊，颇觉耸人听闻。这时我便发现， “ 文如其人 ” 这句话对他非常适用。一是他三句话不离本行，精神总是处在对热点社会问题的痴迷状态；二是他讲话极为坦诚，直率而无禁忌，面对一屋子相熟和不相熟的人，他似乎都可以完全信任，甚至引为知己。听他一席话，我顿时明白，为什么他可以 “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 ，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文章多惹非议，实在是源于他刚直不阿、敢谏敢言的性格。
当时宾雁已经年届 60 ，在我们当中是长者。但是他充满活力的姿态，使他仍然像一个年轻人。没有人尊称他老刘或刘老师、刘先生等，熟人见面都直呼他 “ 宾雁 ” ，这是他的官称，他似乎也喜欢被人这样叫。于是我也便学着别人 “ 宾雁 ”“ 宾雁 ” 地称呼他，他全不介意，而我也完全忘记了他实际是我的长辈。
吴先生回武汉后，书稿编辑中的具体事宜，便由我和宾雁直接联系。有时是我去他家，有时他也来人文社。宾雁很随和，决然没有大作家的架子。甚至，他怕我有精神负担，一开始就安民告示说， “ 我和编辑总是相处得很好，给我做过编辑的人后来都成了朋友 ” 。对他的稿子，他承认那些演讲录没有经过文字润色，很粗糙，要我大胆处理，不必事事都问他。他当时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同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但是并不享受官员的行政待遇，办事没有秘书，出门没有车坐。那时北京的街上连出租车也很少见，刘宾雁常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满街跑。他有一次到人文社来找我，满头大汗，风尘仆仆的样子，进门还呼呼喘粗气。我不好意思让他这样奔波，便说以后还是我到你家吧。而我去他家，他总是非常客气，谈完稿子以后，便与夫人朱洪一起和我饮茶聊天，每次临走时，他还会打开家门背后的壁橱，从里面拿出一两条凤凰牌香烟塞给我。
然而那时宾雁已经是一个敏感人物。他的报告文学揭露社会弊端，每每激起强烈反响，也每每给他惹来麻烦。他自己承认，由于性急，他有些冒失，作品中有个别细节不确切，一些言辞又过于激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所以这几年，他写哪个省的人和事，哪个省就会有人告他批他，查禁他的作品。常常是他的这一篇作品昨天在这个省解禁了，另一篇作品今天在另一个省又被禁。他的这本文艺评论集，其敏感性也不例外。因为其中有八九篇文字是他在各地的演讲录，此前从未发表，内中牵涉到不少难于公开的内容。我做编辑，自然要给他做些 “ 技术处理 ” ，对此，他是默许的。他甚至告诉我，要帮他好好把一下关。因为他自己对所谓 “ 敏感问题 ” 非常迟钝。我至今记得，他的几篇演讲中谈到腐败问题，涉及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点名批评，我担心会惹争议，大笔一挥给他删去了几大段；另有一些是观点问题，例如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如何理解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有一些看法显得 “ 出位 ” ，我也做了删减处理。特别是他在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重点谈 “ 文学要听命于人民 ” ，但是作家特别是党员作家要坚持 “ 党性原则 ” ，这两者之间可能有矛盾。一旦发生矛盾，该听谁的？他选择听命于人民，因为建国以来 “ 反右派 ” 和 “ 文革 ” 的历史证明，党的领导人可能犯错误，而人民不会错。这些话在当时很犯忌讳，但是观点很重要。我采取的办法是 “ 降温处理 ” ，把大段论述加以简化，删去带有刺激性的词句，淡化批评色彩。改过之后，我将带有删改笔迹的几篇文章送给宾雁，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他的意见。谁知他看了，立即回复我 :“ 你改得很好，我没有异议，只能说：谢谢你！ ” 我猜想，他如此说实属无奈。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和他个人的现实处境，他心中有数，与我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就在差不多同时，刘宾雁招灾惹祸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发表了。作品提倡一种敢于向上级表达独立思考的不同意见的死谏精神，反对人们做 “ 愚忠 ” 的臣民，做 “ 党叫干啥就干啥 ” 的驯服工具。尽管，宾雁在这里强调的仍然是对党忠诚，只是要换一种方式表达忠诚而已，他写的虽然是别人的故事，但其精神实质，无非是宾雁的夫子自道，因为宾雁一向认为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忠诚于党的。不过，这样的观点相对于 “ 主旋律 ” 显然是离经叛道之论，它引发了一场猛烈批判，致使该作品迅即被有关管理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封杀。这是宾雁 “ 第二次被打倒 ” 的开始。
然而，批判并未使宾雁受到孤立，相反，他在读者中的威信有增无减。由于他敢于直面社会矛盾，致力于维护社会公正，他被当做为民做主的 “ 青天 ” ，受到民众的推崇。一些在社会中遭遇贪官污吏的欺压而哭告无门的群众，寄希望于宾雁的一支笔，可以利用媒体伸张正义。那一段时间，宾雁告诉我，他收到了一万多封读者来信，多是检举揭露腐败的，或者倾诉个人冤情的。他也不断在家里接待前来找他告状的群众。我两次到他的住所，每次都亲眼见到楼道台阶上坐着等候他接见的 “ 上访 ” 者。据说有些人是天不亮就来了，在上班前就堵在他家门口，他一开门就给他跪下，那情景就像旧戏里的拦轿伸冤。宾雁为此自然是忙得昏天黑地，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吃饭，眼镜坏了没时间去配，牙齿坏了没有时间去镶 …… 有一天，宾雁说他太忙了，不能亲自给我送稿，就派他一个助手前来。他在稿子里面夹了一封信，悄悄告诉我，给你送稿的人，就是《第二种忠诚》里那个主人公陈世忠！我知此人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给宾雁帮忙，做些收收发发。我看那人 40 多岁，清瘦、戴眼镜，一脸的朴实，穿一件国防绿军上衣。如果宾雁不说，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曾经冒死写出《谏党》一文，直言批评党中央对毛泽东实行个人崇拜是犯了大错的人。而此人，也曾经就是在宾雁家门前台阶上等待接见的上访者之一！
出于对宾雁的敬意，我编辑出版这本书，很有些打破惯例的安排。当时人文社对于出版精装本很慎重，认为那是一种高规格，但我毫不犹豫就给王蒙、刘宾雁、刘再复三人的评论集统统做了精装本。由于这本书对于宾雁的文艺思想具有代表性，确定编辑体例时，还特地加入了宾雁的自传、日记摘抄和著译年表作为附录，使之更像一部总结性的文集的编法。所以确定书名时，我决定直接采用《刘宾雁论文学与生活》，这当然也是破格之举，因为此前人文社只有在给国家领导人或者文豪级别的作家出版理论著作时，才采用类似的书名，例如《毛泽东论文艺》、《周恩来论文艺》、《鲁迅论文艺》、《别林斯基论文艺》等。为此，我还特地请宾雁手写签名，用烫金字将签名印在封面上。宾雁看到这个设计十分满意，他用手抚摸封面许久，说没想到这么漂亮。作为文艺理论著作集，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当然，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本，命运的变故，使这本书真的为他做了总结。由此看来，我当初采取这种形式为他出书，或许是应了冥冥中的某种暗示？
这本书于 1985 年 12 月出版。一年以后，宾雁被开除党籍，从此陷入无法扭转的逆境。新作不能发表，多部旧作被批被禁。其实，他挨批的许多观点，在这本书中都能看到一些影子，然而，这本书却一直没有从书店下架。我当时听说，上级管理部门第一时间调阅此书，曾担心它将面临厄运，谁知有惊无险，审查过了没有下文。我觉得，这可能和我当初 “ 削足适履 ” 地处理了一些所谓敏感问题有关。为此我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为了 “ 把关 ” ，所砍掉的内容，正如宾雁所言，中国内地的读者是无缘读到了，这对书稿肯定是 “ 伤筋动骨 ” 的损失；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付出了如此代价，我们保留下了这部虽有残缺但十分宝贵的论文集，让宾雁的文艺思想得以在此呈现。此事该如何评价？是耶，非耶？对作者，对读者，幸也不幸？
《刘宾雁论文学与生活》是我最早处理的敏感书稿之一。此后我又当了 30 年编辑，因政治问题亲手操刀处理的书稿无数。于今回想起来，不免有些惶愧。实话说，编辑加工书稿，以学术文化以外的原因干预作者的思想表达，这怎能不落下遗憾？然而，我也常常在想，毕竟，由于自己操刀的目的不是为了 “ 禁书 ” 而是为了 “ 刀下留书 ” ，许多听来看来 “ 有问题 ” 的书都正常出版了，其中有些是别家出版机构枪毙的书稿在我们手里起死回生的，有些是我们与管理机关据理力争通过艰苦努力才勉强救活的，现在它们都实现了社会价值，已经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如此以退为进，或许不失为恰当的选择。毕竟，让作者的思想成果得以存留，得以扩散，得以远播，这是历史和时代的需要，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需要。能够为此而尽一份心力，哪怕是注定要留下某些遗憾，也仍然值得去做。
2017 ， 8 ， 22
转自《智说 c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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