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因肺炎于曼哈顿去世，享年84岁。

他的丈夫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和朋友埃瑞克·索耶（Eric Sawyer）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

“他是一位无畏的活动家，整个成年生活为同性恋者权利、社会正义和终结艾滋病危机而奋斗。他不仅是英雄式的公众人物，还是令人难以置信、充满爱心的朋友。全世界都知道这位活动家凶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有一颗仁爱的心。”索耶对《华尔街日报》说。

音乐剧《汉密尔顿》的作曲家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在推特上称：“我不知道有谁看过或读过《平常的心》后，还能无动于衷、一成不变。多么了不起的作家，多么了不起的人生。"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也在推特上悼念，认为克莱默先生是个特立独行的美国人，“他大声呼喊、行动起来，拯救了许多LGBTQ人士的生命”。

敢言和暴怒的社会活动家

据《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克莱默发起的对抗运动促使美国政府全力应对艾滋病危机，帮助改变美国的卫生政策。

1982年，当艾滋病开始摧毁从纽约到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时，克莱默创建了“男同性恋健康危机”（Gay Men’s Health Crisis）。这是第一个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支持和宣传的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提高公众对医疗灾难的认识。这种灾难在当时似乎以不成比例的数量攻击男同性恋。

从一开始，克莱默的倡导既不低调也不礼貌。他暴怒，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些事。“当然，我有脾气，谁没有？当你看到这么多朋友死去时，也会这样。” 他在1992年告诉《纽约日报》。

1983年，他发表一篇名为《1112和计数》（ 1,112 and Counting ）的文章，指责同性恋和整个社会的冷漠，认为他们没有没有阻止导致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即HIV）的传播。

“如果这篇文章没有激起你的狂怒和行动，那同性恋在这个地球上就没有未来。除非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否则我们将死去。”他在文章中写道。

普利策奖得主、《天使在美国》的编剧托尼·库什纳后来告诉《纽约客》：“凭这段话，拉里改变我的世界。他为我们所有人改变世界。”

1987年，克莱默创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组织“艾滋病释放力量联盟”（简称Act Up ，全称为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该组织的街头行动要求加快艾滋病药物研究，终结对同性恋的歧视。

他们对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宗教领袖采取游击破坏行动，严重扰乱美国政府、华尔街和罗马天主教的运作，比如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包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总部、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并在艾滋病会议上大声斥责发言者。

1988年，克莱默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毒，这让其行动更加紧迫。和他的支持者一样，克莱默的座右铭是“沉默=死亡”。他对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新闻媒体采取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语气，似乎陶醉在个人恩怨中。

1991年，“艾滋病释放力量联盟”的抗议者冲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演播室，打断丹·拉瑟的主持，也中断过“麦克尼尔/莱勒新闻一小时”节目。同年，示威者用一个巨大的黄色避孕套覆盖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极端保守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的房子。在1990年的一次演讲中，抗议者向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路易斯·沙利文扔避孕套，也曾试图将一名艾滋病患者的骨灰倒在白宫草坪上。

“我们不是来交朋友，而是提出问题。我们是一个激进组织，激进主义由愤怒推动，所以当愤怒以并非所有人都赞同的方式爆发时，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克莱默在1990年告诉《时代》周刊。

克莱默特别鄙视那些违背同性恋利益的秘密同性恋者。1985年，在华盛顿的一次募捐会上，他向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创始人特里·多兰扔了一杯水。该委员会积极反对同性恋权利，但多兰因经常去同性恋酒吧而出名，并在1986年死于艾滋病。

克莱默对美国卫生研究院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西尤其反感。现在，福西是美国新冠病毒工作组重要成员。当时，福西协调美国大部分关于艾滋病的研究，但在克莱默看来，进展不够快。他处处奚落福西，称他无能，是个杀人犯，是冷酷无情联邦政府的公众形象代表。但是，尽管克莱默言辞激烈，两人还是成了朋友，并建立一个不太可能的社会和医疗联盟。

在克莱默的敦促下，福西和其他卫生研究院官员开始在新药研发过程中询问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新疗法批准过程加快，病人在临床试验中有了更大发言权。这种做法已成为其他疾病治疗的标准。

艾滋病毒仍然是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而且不限于男同性恋。据联合国统计，1981年以来，全球已有超过3200万人死于艾滋病，其中2018年估计有77万人。绝大多数受害者都在非洲，避孕套在那里的使用并不常见。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计，截至2018年，美国死于艾滋病的人数约为70万。

在西方，各种“药物鸡尾酒”和疗法结合使得艾滋病更像慢性疾病，而不是直接死刑。专家说，如果克莱默没有让自己变得如此令人生厌，这些进步不会发生。

“美国医学分两个时代，拉里之前和之后。毫无疑问，拉里帮助这个国家改变医学，助其变得更好。当所有尖叫和装腔作势都被遗忘时，这些将会留存。”福西在2002年对《纽约客》说。

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称他是“美国最有价值的麻烦制造者之一”。甚至一些被克莱默指控“谋杀”和“种族灭绝”的官员也承认，他的言论是震慑美国将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来处理的战略的一部分。

不过，克莱默从未在他创建的任何一个团体中担任过长时间的领导角色，他曾一度疏远几乎所有人，包括许多盟友。在1978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男同性恋》（ Faggots ）中，他无情审视当代男同性恋的生活。克莱默生动描绘男同性恋的性行为，认为是一种肤浅的亚文化。在这种亚文化中，男同性恋者乱交、吸毒，浪费才华。在艾滋病危机爆发的几年前，克莱默就提出，对性和享乐主义的无节制追求可能导致广泛疾病和自我放纵文化。

这些看法在同性恋群体中引发分歧，一些人甚至诋毁克莱默，觉得他泄露同性恋生活中令人不快的方面，并批评一种新的性解放意识。

“异性恋世界认为我令人厌恶，同性恋世界把我当成叛徒。当我走过时，人们真的会背过身去。你知道我真正的罪行是什么吗？我把事实写了下来。”克莱默在2002年对《纽约客》说。

书写艾滋病危机的剧作家

除了社会活动家，克莱默另一重要身份是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制片人。

据《金融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克莱默1935年6月25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6岁时，因父亲找到一份律师工作，他随家人搬到马里兰州的雷尼尔山。他的母亲是美国红十字会乔治王子郡分会主任。

克莱默称，他在初中时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他是个好学生，喜欢戏剧，但是父母很少给予情感支持。因对体育不感兴趣，他父亲说他“娘娘腔”。

1950年，克莱默一家搬到华盛顿地区。3年后，克莱默从威尔逊高中毕业。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和一名男教授有过一段关系。大学期间，他曾试图自杀，并将自杀归因于他因性取向所产生的疏离感。

从耶鲁毕业后，他先在纽约的艺人经纪公司威廉·莫里斯工作，后去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60年代初，克莱默搬到伦敦，参与制作电影《奇异博士》《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他还改写了1968年英国电影《爱情游戏谁来玩》的剧本，买下作家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电影改编版权。

因为不喜欢另一位作者写的《恋爱中的女人》剧本，他自己上手编剧，聘请肯·罗素担任导演。这部电影于1969年上映，被认为是一部艺术佳作，获得四项奥斯卡提名，其中一项是克莱默荣获的奥斯卡最佳剧本提名。

回到纽约后，克莱默为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音乐剧《失去的地平线》写了剧本。对克莱默来说，这部作品在创作上失败，但在金钱上收获颇丰，让其能够专注写作。

克莱默的自传体剧本《平常的心》是第一批直接关注艾滋病危机并将其公之于众的艺术作品。他不但描绘早期艾滋运动的真实和复杂面貌，而且呈现同志争取权益的曲折与必要。剧本主角内德的原型是克莱默，带有他的坚韧、傲慢和脾气。

《平常的心》赢得美国戏剧界最高奖项托尼奖在内的许多荣誉，并在世界各地亮相，多次上演。2014年，它被HBO改编成电影，朱莉娅·罗伯茨、马克·鲁弗洛、吉姆·帕森斯参与演出，荣获艾美奖。

除了《平常的心》，克莱默的其他剧作包括《说不》(1988)，该剧抨击公众对艾滋病危机的反应；《我的命运》(1992)，该剧是《平常的心》续集，入围普利策奖决选。

2001年，克莱默差点死于乙型肝炎。2年后，他和设计师大卫·韦伯斯特结婚，基本退出激进主义世界。

在2013年的托尼奖颁奖典礼上，克雷默获得表彰戏剧界慈善或公民事业成员的伊莎贝尔·史蒂文森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美国剧作家很少关注政治，而是写家庭和关系。

2015年和2020年，克莱默相继出版两卷本小说《美国人民》（ The American People ），总共1600页。他从同性恋角度重新描绘美国历史，有时会用生动细节描述主要历史人物想象中的性接触，如华盛顿和林肯都有过同性恋关系。小说中，他还提到美国在与一场瘟疫斗争，而这场瘟疫因政府忽视而加剧。

随着艾滋病医疗保健的改善，年轻一代不再知晓让克莱默如此愤怒，最终如此有效的生死搏斗。活得越久，克莱默越被视为倡导同性恋权利和提高艾滋病意识的著名老人，但是他并不确定自己想要这些头衔。

“10年间，从被人唾弃到被人接受，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一个。”他对《华盛顿邮报》说。

题图为1987年的克莱默，来自：Catherine McGann/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