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J.M.Coetzee)七十岁那年（2010），他开始动笔创作“耶稣三部曲”第一部《耶稣的童年》。起初，他也没有想过这个故事最后会写多长。他之前的小说大部分都不到300页，语言和结构都简洁紧凑，然而这个系列目前为止加起来已经超过了750页。

这位曾经拿下诺贝尔文学奖（2003），又两度收割布克奖的南非籍作家，好像天生是为写作而生。第一部长篇小说《幽暗之地》1974年出版就获得了南非莫弗洛·普罗莫奖。第二部小说《内陆深处》1977年出版，获得南非最高文学奖中央新闻社文学奖。1980年，第三部小说《等待野蛮人》出版，第二次获得中央新闻社文学奖。第四部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年出版，获得同年度英语文学界的最高奖布克奖。第五部小说《福》1986年出版，次年获得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耶路撒冷奖。第六部小说《铁器时代》1990年出版，赢得英国“星期天邮报”年度好书奖。第七部小说《彼得堡大师》1994年出版，同年获意大利蒙代罗文学奖。1999年，第八部也是最富盛名的《耻》问世，帮助他再次斩获布克奖。

在写作道路上，持续喷涌的创造力是关键。库切今年八十岁，刚刚完成了耶稣三部曲最后一部《耶稣之死》。评论家威廉·德莱塞维茨将这一部作品形容为“神秘”（enigmatic）且“令人不安”（unsettling）。小说依然是有关男孩大卫（这并不是他的真名，小说中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包括他自己）的故事，这里有必要先回溯到三部曲中的前两部（《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学生时代》）：与亲生父母走散，并且被清空所有记忆的大卫遇到了西蒙，也就是他后来的养父。他们一起来到西班牙小城诺维拉（作者架空虚构的一个地方），开始全新的移民生活。在替大卫寻找母亲的过程中，西蒙认识了伊尼斯，之后他们便共同承担起了抚养大卫的责任。

大卫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孩子，但天赋与规训往往不相容，并且伴随着使人难以忍受的任性。他拒绝接受学校管教，于是老师把他送到一所专门为“叛逆少年”开设的“特殊学校”，然而他还是想尽办法逃跑了。西蒙和伊尼斯费尽力气找到他，并且带着他逃到了埃斯特雷拉省。在那里（故事由此跨入第二部《耶稣的学生时代》），大卫进入了一所舞蹈学院，遇到名叫安娜·玛格达莱娜的舞蹈教师，并且为之倾倒，而美人之后却被其貌不扬、恐怖阴险的博物馆警卫德米特里杀害。更让人惊讶和费解的是，这是一场情杀，安娜和德米特里之前是恋人关系，而大卫知道以后非但没有对德米特里产生仇恨，反而（出于崇拜）继续跟他保持往来，甚至还不允许养父议论凶手的不好。没有人能真正明白这个古怪小孩内心的真实想法，看上去，他并不在乎，也不认同这个世界的一切规则——他同样为残忍、疯狂的德米特里所深深着迷。

新小说《耶稣之死》的故事发生在大约两年后。10岁的大卫已经是一名出色的舞者和足球运动员。当地一家孤儿院的院长胡利奥·法布里坎特热情召唤他，想要把他收进自己的孤儿院。“说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孤儿。”他对大卫说。于是大卫离开西蒙和伊内斯，搬进了孤儿院。然而，没过多久，大卫就得了一种怪病被送进医院。在医院里，大卫竟然又重新遇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德米特里，并得知他在这儿完成了精神病治疗，现在是一名护理员。德米特里声称大卫将死，并且会在死前给他留下“一封短信”。大卫死后，德米特里告诉西蒙，“大卫留给他那封信已经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但大卫本人可能就是信件本身。”

耶稣化身

从某种程度上看，大卫这个角色设定和“耶稣”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根据诺斯替（Gnostic）民间故事记载，在耶稣成为基督教的人神之前，他就是一个顽童。男孩耶稣（boy Jesus）太冲动，以至于无法控制他的超能力。他杀死了激怒他的朋友，然后又使他们复活。他还使那些不理解他的老师统统晕倒在地。他的父母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虽然大卫不像诺斯替派的耶稣那样残忍，但他同样是不可控制的。尤其是在学算术这件事情上，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抗拒。对他来说，事物只存在于它们的个体性中，数字也是事物，因此它们不需要被用来计数，或者不需要按顺序排列。

相比数字，西蒙和大卫其实讨论文学更多，尤其是《堂吉诃德》。大卫5岁时，西蒙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儿童版《堂吉诃德》给他看。但到了10岁，大卫开始拒绝阅读除了这本书之外的其他任何书籍。

“你对阅读的含义理解错了，”西蒙说。“这意味着了解世界——了解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你憧憬的世界。”

他接着说，这本书是要警告读者不要“掉入虚幻世界的陷阱”。但大卫似乎不愿意承认，堂吉诃德式的世界是不真实的。“事情不一定非得是真的，”大卫回击，“这就是你不喜欢堂吉诃德的原因。你认为他不是真的。”

很难想象，除了库切以外，还有谁会以这样隐晦的方式对数字的本体论地位（ontological status of numbers）和现实的真实性（realness of reality）提出怀疑，而这不正是上帝指派的信使所要传达的核心吗？

库切在大学学过数学和语言学，在成为作家之前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人们可以说他是学者型作家，也可以说他是致力于虚构的哲学家。他最近的许多小说都具有哲学寓言的特质。他的文字从来就不具有观赏性，尤其是近几年反而变得愈发简洁。不过这并没有令人不快，只是让人陷入近乎催眠式的迷惑。

在这三卷书中，都有冗长的段落被用来进行详尽但往往没有结论性的哲学讨论，比如西蒙和大卫之间的这一场回合：

“召唤来世的人回到现世是违反规定的。”

“可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呢?”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就像你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你唱的那些滑稽的歌一样。但这就是我所相信的规则，我们赖以生存的规则。”

“但是如果再也没有新生命呢？如果我死了，我醒不过来怎么办？如果我不醒来，我将会是谁?”

这些交流大多围绕着道德、死亡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虽然埃斯特雷拉的大多数居民似乎满足于过着未经审视的生活，但西蒙、大卫和德米特里都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这与他们居住的灰色乌托邦格格不入，却又散发着独具一格的魅力。

在《耶稣之死》中，大卫被认为是耶稣的化身。他有追随者，并且也在无意中传授智慧，遭受苦难。其中一个追随者是孤儿院院长，另一个是德米特里，一个仿佛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直接走出来的骗子、强奸犯和杀人犯，他把大卫视作他的救赎者，他的主人，一颗短暂造访地球的彗星。

孤儿院的孤儿们也崇拜大卫。他们每天去医院探望他，围坐在一起，听他讲《堂吉诃德》和各种奇闻异事。大卫常常说，“人看到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这个世界蒙着面纱的样子。”

自由主义

事实上，在库切之前的作品中，也有类似对神话的解构。在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故事叙述中，库切就借用了《出埃及记》中到“应许之地”的叙事模式，讲述了K带着母亲的艰难归乡之旅。小说中，库切频繁引用《圣经》典故，暗示作品与圣经之间的联系。例如，面对不进食物仍能存活的K，医官惊奇地说：“难道是神粮为你从天而降。”这立马使人联想到《出埃及记》中上帝在旷野里对摩西讲的话：“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另外，小说中上帝的形象亦隐约可见。如库切写道，“当他（K）走下小山朝这个城镇走去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正在升起来迎接他，那是一种平静而没完没了的独白，从看不见的地方发出来。”进入农场后，K便“打开所有的窗户，躺下倾听着圣灵的声音”。

学者王旭峰认为，这样的解构，其实是一种“解构的诗学”策略，本质上是库切自由主义立场的体现，其主要特征为个人主义和普遍的人道主义。南非自由主义者一般都非常强调非种族化的个体独立性、自我依靠和自我实现。他们对任何社会价值体系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和限制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并自觉与流行的思想观念保持距离。而普遍的人道主义则是他们个人主义的道德立足点，即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库切的文学创作就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以追求普遍的人道主义为旨归。

但库切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南非面临着现实的困境。一方面，对非种族化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的坚守，要求他必须回应种族隔离的现实；另一方面，这种回应又不能鼓吹非此即彼的暴力，不能损害个人的独立，更不能因此而让文学沦为“为了其他人的利益”的代言文学。在库切看来，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只能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解构的诗学”策略——通过个人化的文学创作，消解和颠覆一切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在南非，这种压迫性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也包括了支撑黑人暴力复仇的意识形态）。

库切在小说与圣经之间建立联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由互文而进入解构，从而对宗教神话进行戏谑和嘲讽。从历史上看，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理论依据很大一部分来自圣经。17世纪时，荷兰基督教组织改良公会就随着殖民者进入了南非。在殖民者占领的过程中，改良公会的“神学家们习惯于从《圣经》中寻章摘句来证明种族主义政策的合理性”。他们称《创世记》中受挪亚诅咒的“含”是黑人祖先，“用含的受诅咒来解释所谓南非黑人的天生劣等，论证黑人应当世世代代受白人的奴役”。南非种族主义者还根据《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的神话宣称，“非洲独一无二的阿非利加民族……是非洲的以色列，其命运是上帝指定的。”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对圣经神话的解构，就起到瓦解种族隔离制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作用，由此，这样的讽刺也同时被赋予了重要意义。

冲突与认知

耶稣三部曲是库切移民澳洲之后的作品，很难说此时库切是否还想要借此释放沉重的诉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系列集中体现了库切的两个永恒主题：世代冲突和“认知”问题，两者相互交织。在他的小说中，代际冲突总是以孩子与家长对抗的形式出现，他们不是为了从父母那里解脱出来，而是希望自己的不同能被父母理解。在耶稣三部曲中，大卫怨恨养父母，他认为无论他们表面上多么支持和爱护他，也跟他的老师没什么两样，不会真的理解他。他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大卫也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很多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对“被理解”的渴求往往是受困惑、痛苦、绝望所驱使。不单单是小孩，那些没有办法发声的人（《福》），甚至是被囚禁的动物或高高在上的神灵（《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都有同样的诉求。在库切看来，“被理解”的问题，也就是有关“身份认知”的问题——是作家的根本困境。

这大概也和库切的跨文化作家身份有关。南非出生长大，六十年代移居英国，后来又在美国接受教育并生活多年，之后又移居澳洲，对库切来说，每次空间位置的变更，都意味着一个新文化语境的出现，一种新的适应和寻找过程的开始，也因此会在作品中反映出由身份认同产生的迷惘。

在自传式小说《男孩》中，库切表达了自己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生存困惑与思考。“事情总是这样，总有什么不大对头的地方。凡是他想要的，凡是他所喜欢的，迟早都要成为一个秘密。他开始思索自己是不是只能躲在地洞里过日子，成了那种只留一个通气孔的蜘蛛人。蜘蛛总是要逃回洞里，蛰居在通气孔后面，远离这个世界。” 作为荷兰裔移民后代的库切自幼受到良好的西方文化教育。在南非，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感”劫持他，然而当他去到英国后，又真切感受到一种结实又沉重的“漂泊感”。根深蒂固的南非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影响促使他不断在“建构自我”，也时常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谁。投射到作品大概就是《青春》中主人公的心声：犹疑与坚定、狂妄与畏惧、自怜与自信、自卑与自尊以及自弃与自强在身上冲撞……自己仍然是伦敦城的外来客，正如在出生地也同样感到自己是外来客一样。不过这样的漂泊经历却给予了库切作品中不可估量的厚度，以及他自身独到、敏锐且开放的目光。

库切得诺奖的那届获奖理由是：他精准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有不少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不过是现实主义框架下的产物，并不具备创新精神。然而，单就耶稣三部曲看来，这已经不单单是现实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能够概括的了。作家李洱对他的评价是，如“庖丁解牛一般，批大隙，导大窾，刀子是在骨头缝里游走的，可这样的小说，在中国注定是不受欢迎的。”不是因为太残忍，也不是因为太深奥，只是当人们还受困于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库切的锋刃早已脱离出鞘，潜入更深不可测的湾流。

参考来源：

J. M. Coetzee’s Unsettling Trilogy About a Possibly Divine Boy. The Atlantic

J.M. Coetzee’s Jesus Sees the World as Don Quixote Doe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Death of Jesus’ completes J.M. Coetzee’s nativity-inspired trilogy. But what does it all mean? The Washington Post

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编者：朱振武/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06

跨文化作家笔下的现代性书写/周桂君 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