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陈儒鹏

“黑命攸关”运动，促使着英美等国重新审视国内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顽疾。近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便通过了学生的请愿，决定将主校区用于纪念大卫·休谟 （David Hume） 的法学院大楼 （David Hume Tower） 暂时改名为乔治广场40号 （George Square 40） 。

其实，改名运动早有端倪。在今年的2月到3月份，学生们为了声援教师的罢工，占领了这座大楼，并希望校方以19世纪苏格兰天空岛的盖尔语诗人玛丽·麦克弗森 （Màiri Mhòr nan Òran） 为大楼命名；但“黑命攸关”的热潮，让这个名字显得很是不合时宜。起初，请愿的领导者希望以坦桑尼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同样是爱丁堡大学校友的朱利叶斯·尼雷尔 （Julius Nyerere） 作为休谟的替代者；然而，在新的一轮政治清算后，他们发现这位奉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不仅有成为独裁者的野心，甚至还有着浓烈的恐同情结 （homophobic） 。于是，法学院大楼只能紧步文学院和商学院的后尘，成为了“乔治广场”的另一个住户。

曾几何时在乔治广场飘荡着的爱丁堡大学前任校长，历史学家威廉·罗伯特森 （William Robertson） 、哲学家亚当·弗格森 （Adam Ferguson） 和大卫·休谟这三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巨人的身影，如今被这些年轻的“驱魔人”逼得无处遁形，只能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寻找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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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义愤并不是空穴来风，休谟的种族主义已是学术圈的一桩公案。

在《论民族性》 （“Of National Characters”, 1753） 一文中，休谟对黑人的偏见昭然若揭：“我更倾向于认为黑人们自然是比白人要低下的。没有一个黑种人创建的璀璨文明，甚至没有一个在行动或是思维上堪称杰出的黑人个体。他们无法创造出机巧的器物、他们也没有艺术与科学。黑奴在欧洲遍地都是，而在这些奴隶身上人们没有发现任何天才的特质。”

即便是在他所处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时代，休谟也不乏批评者。詹姆斯·比迪 （James Beattie） 在《论真理》中便抨击了休谟的偏见：“众所周知，休谟的这些论断实在是大错特错。非洲和美洲的人们都掌握了十分精巧的工艺，并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这些东西即便欧洲人想要模仿，也会十分困难。”针对休谟对黑奴的诋毁，比迪指出“奴役本身就不是创造天才的温床”，休谟并没有因为这些批评而有所收敛。《休谟信件集》的编者、剑桥大学教授菲力克斯·瓦尔德曼 （Felix Waldman） 指出，在休谟未公开的信件中，他曾经提出帮助赫特福德公爵 （Lord Hertford） 购置在牙买加的种植园；不仅如此，他与法国当时在马提尼克岛的总督保持通信，以促成赫特福德公爵的投资。

休谟很难洗脱种族主义者的嫌疑。和当时众多的苏格兰人一样，他也是帝国的同谋者——尽管以后人的上帝视角来看待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名人们确实有失公允，但人们对先哲的期待也无可厚非，正是这些从文字与思想中爆发出来的打破时空桎梏的能量，让那些被“取消”的名人们能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取消文化”将众多的名人拉下了神坛，也促使着人们去思索：如果这些曾经的智者和天才们触碰了政治正确的底线，我们又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诸如启蒙运动为当代思想方式奠基的历史遗产？这种快速、惊人而又看似革命性的“取消文化”，是否仅仅是一场闹剧？喧闹过后，人们依旧无法反抗欧美主导的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慢性暴力？崩溃的英帝国如同一艘在大西洋上行将沉没的航船，它也许能找到能容身的小岛，也会和岛上的星期五重逢；但鲁滨逊的故事注定要被修改甚至是反写，才能让那些被压抑的声音重新被人听到：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摆脱时间的枷锁，现代性的故事才能从欧洲的阴影里走出来。

重估帝国的历史遗产：“让鬼魂们跳舞吧”

英国BLM运动的声援者们，创建了一个名为“推倒种族主义者” （topple the racists） 的网站。在这个网站里，网友们仔细地勾画了他们希望能够改名或是推倒的雕像和纪念碑。这些曾经被称颂的帝国功臣，如今却因为自己甚至是祖辈在帝国扩张中或多或少的介入而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人们表达愤怒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是通过在网络上创建请愿书，或足够的签名（往往要征得1000-2500个人的同意），敦促市政厅做出移除或者改名的决定；但民意有时也会陷入更激进的表达，比如说在雕像上涂上侮辱性的标语，甚至直接拆毁雕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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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运动充满了争议。它一方面冲击了全英国人的良知，刺痛了这个国家在帝国解体后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种族偏见、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的遗产，遍布英国的各个角落：从14世纪苏格兰独立战争的领导者、国王罗伯特一世 （Robert the Bruce） 到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首相、保守党人罗伯特·皮尔 （Sir Robert Peel Junior） ，从大卫·休谟到托马斯·卡莱尔，没有人能够在这场运动中得以幸免。他们和一众奴隶贩子与种植园主一样，被打上了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但也有评论认为，这种激进的方式过于武断。诚然，诸如休谟这样默许甚至鼓吹种族偏见与种植园经济的人确实值得谴责，他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也应当被重新评估。但在破坏之后，人们应当扩展对近现代思想史的认识。

“黑命攸关”是一个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尤其是盎格鲁中心主义的历史视点，而这种视点能让人们在看待类似于“普遍自由” （universal freedom） 这样的概念时，能够从欧洲中心和资本主义主导的对人的定义中解脱出来。概念，由此成为了一种仍在被书写的故事，一个随时可能被扭转的情节。只有仔细观察这些急变，我们才能让这些被推倒的名人们真正走上历史法庭，但他们不仅仅是被告，还是污点证人。

在格拉斯哥，群众们希望推倒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的雕像，并在这位历史学家雕像的基座涂上了侮辱性的标语。无论从什么时候来看，卡莱尔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但在种族狂热的背后，卡莱尔无法掩盖的是其论证内在的自相矛盾。这种自我悖论，为我们展现了种族主义所难以掩盖的内在焦虑。1853年，卡莱尔发表了《关于黑人问题的探讨》 （Occasional Discourse on the Nigger Question） 这篇文章，并以此与自由主义倡导者约翰·穆勒 （John Mill） 展开了关于废奴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模式的辩论。在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里，卡莱尔认为，引进自由市场机制会加剧废奴运动后西印度群岛的劳工缺口；为了人类的广大福祉和进步事业，英帝国应该以不惜重建奴隶制度的决心来阻止西印度群岛的堕落：如果引入劳工制度，新的非洲工人们因为他们的怠惰本性会仅仅为填饱肚子而奔忙，“这只会造成更大的耗费，‘解放’西印度群岛，难道是为了让它成为黑色的爱尔兰？”

值得一提的是，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卡莱尔刚刚结束了他在爱尔兰的旅行，并亲历了席卷爱尔兰的饥荒。因此，爱尔兰人和西印度黑人们在卡莱尔眼里沦为了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所说的“原始定量” （primordial fixity） ，他们注定与现代性的浪潮无缘，无法承担进步的事业，与其他人相比，更像是野狗：“如果没有一双仁慈的手为凯尔特人带来健康的奴隶制度，并在后面鞭打他们，让他们顺从并做些事情，他们就会像狼和其他顽固的生物那样被自然消灭。”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手取代，但这双看得见的手，不仅不仁慈，还对爱尔兰饥荒无动于衷。卡莱尔的种族狂热，不仅无法自圆其说，也使他的读者们不由得怀疑，这一系列文章中呈现的偏执态度是否只是为了掩盖帝国本身的危机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内在裂痕。难道不是因为伦敦对爱尔兰饥荒的置若罔闻才让卡莱尔将凯尔特人与黑人并列，从而为英格兰的殖民事业脱罪吗？

更为讽刺的是，尽管卡莱尔自认为是与丹麦人、诺曼人和撒克逊人同源的“安嫩河谷的苏格兰人” （Annandale Scotch） 。他给友人的信件里写道：“能够免于生而为凯尔特人的命运难道不是一桩幸事吗？”但卡莱尔的沾沾自喜只是欲盖弥彰，同时代的评论者们就认为，“撒克逊至上主义最为狂热的信徒和布道人自己却是最纯正的凯尔特人；像卡莱尔这样来自邓弗里斯的苏格兰人，却有着和坎布里亚凯尔特人同源的姓氏”。种族主义对于承袭、纽带和同一性的依赖，造就了卡莱尔这样一个分裂的个体。“黑命攸关”运动，将卡莱尔和他所期待撰写的民族志中的内在不安暴露在世人面前。

苏格兰在此次运动中的激进参与，也可以说是对这种焦虑的集体反思，也与近年来再度兴起的“脱英入欧”运动相呼应。苏格兰是帝国民族志的书写前线，那里的人们不仅仅积极地参与帝国扩张与工业革命的事业中，也是拥护詹姆斯二世党人的起义者和在“高地清洗” （Highland Clearance） 运动中的被掠夺（甚至是殖民）的对象。除了卡莱尔的雕像之外，请愿者们还希望当地政府重新审视高地的萨瑟兰公爵和赫克托·门罗 （Hector Munro） 的雕像。前者不仅仅在加勒比海的奴隶贸易中大发横财，他还是19世纪初高地清洗运动的先锋，强制迁离当地农民至沿海地区，为羊群腾出土地。羊吃人的“高地清洗”，极大程度地毁灭了苏格兰西部的盖尔语社区，并直接导致了高地人口锐减、经济停滞不前。后者则随着帝国南征北战，先后平定了苏格兰的詹姆斯党人叛乱，并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征服战争，利用职权之便，分得了印度贸易当中的一大杯羹。苏格兰民众对此类雕塑的重新审视，也是一种对地方民族志的再度书写，在对黑人族群的声援中，苏格兰或多或少也在尝试着感知自身在帝国的征服进程中的同谋与创伤。

然而，这种激进参与有时也会擦枪走火，比如说格拉斯哥的小罗伯特·皮尔 （Sir Robert Peel Junior） 的雕像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抗议者们最初提出罗伯特·皮尔有过反对废奴运动的言论，因为奴隶制一旦废除，他的棉花厂便不得不面对大量劳动力的流失。经过查证后，这位罗伯特·皮尔是小罗伯特·皮尔的父亲。小罗伯特·皮尔虽然在种族问题上可能没有明确的表态，但至少默许、甚至支持废奴运动的开展。诚然，后者的政治声望是建立在前者提供的财富基础至上，倘若以此类原因而对后者大加挞伐，恐怕有所偏颇。在资本的历史面前，我们很难像会计查账一样，算清楚每一笔账的走向——奴隶制和种植园经济的账是算不完的。

伦敦大学学院曾经展开过细究“英国的奴隶制遗产” （Legacies of British Slave-ownership 详见https://www.ucl.ac.uk/lbs/commercial/ ） 的专项研究，学者们发现，奴隶制不仅仅直接给英国当时的贵族和工厂主提供了资本，在种植园遍布的商品生产前线大量热钱的涌入也促使着当地金融制度的创新，殖民地的金融资本和制度创新甚至催生了英格兰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如果仔细审视，每一个英国人或许都能发现在这笔永无止尽的流水里有自己的一些影子，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所阐明的那样：“我必须说清楚，我的阿姨，玛丽·比顿在孟买骑马兜风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死了……后来一封律师函便寄到了我的邮箱里，上面说她给我留了一年五百磅的遗产。”

即便时移世易，帝国浇筑在每一枚硬币里的血和肮脏的东西都无法被洗干净。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坦诚交代，敞开自己去面对那些淹没在种族话语中的人的痕迹，就像印度裔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佳亚特里 · 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指出的那样：“让鬼魂们跳舞吧。”鬼魂的舞蹈是无法捉摸的，我们只能捕捉到他们的痕迹，感知到他们曾经受过的创伤。但这种感知，远远不是掌握，更不是主宰。

正义的诉求如何面对历史的创伤

在愤怒中，人们释放了长久以来被无力感压迫的“对正义的诉求”。在他们和历史名人纪念碑短兵相接的激战中，正义的实现似乎只能通过更为激进的暴力——只有对帝国历史进行全盘的否定和清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将那些被合法化的暴力以它最原始、最残忍、最震撼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还先祖一个公道。但这种“一个也不宽恕”的正义烈火，最终也是最需要烧毁的是自大的、无辜的自我，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不能因为以正义之名的暴力行为而得到宽恕和赦免，更不能因为自己比那些被推倒的名人多了一些对种族主义的体验而沾沾自喜。如果“让鬼魂来跳舞”是这场运动所希望达成的目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自己献身成为鬼魂栖居、舞蹈、言说的场所，并将自己能听到的只言片语集结成一个可能很难看懂、了解的叙事诗。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愤怒不会在行动之后转为消沉，人们才能在此次运动的余烬里看到火光。

在这次运动中，人们最常见到的标语便是“与黑人们在一起” （solidarity with the black community） 。然而，这个标语也应当引起警觉。现代性让“一切坚如磐石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 ，这其中也包括一个完整、一致的民族身份认同。正如保罗·吉尔罗伊 （Paul Gilroy） 在《黑人法西斯主义》 （Black Fascism） 一文中指出，“不同黑人社区在历史和经验上的差异，却在种族论调的再度兴起中被消弭了……如今的种族观念交杂着后现代和神秘主义，这些生物意义上的所谓种族编码，催生了一种十分诱人的救赎性的‘黑人至上论’……然而，这种‘黑人至上’的救赎观念，却无法掩盖和愈合经济地位的差距，更无法修复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的‘黑人性’在道德、行为和肉体上的表征。”吉尔罗伊的观点引领人们在呼唤团结和社群的同时，不至于陷入怀旧的陷阱，并在自命不凡中重复原先白人种族主义者们犯下的罪恶。

黑奴们曾经经历的社会性的死亡，是一种难以消化的创伤。这种社会性死亡，决定了黑人社群在奴隶社会里永远都在向一种几近绝对的、无人哀悼的死亡飞驰而去。尽管在如今的社会有着类似的现象，但这种时时刻刻被死亡折磨、被历史遗忘的创伤，终究离大部分人的生活十分遥远。正因为这种创伤性的噩梦是那么的恐怖和绝望，醒来后发现自己依旧幸存的人们，更难以从这次经历中走出来。幸存者依旧无法了解那些无法挽回的创伤；他们只是带着对这个模糊的梦般印象继续活下去，时时刻刻在恐惧和愧疚中担起幸存者的责任，尝试着告诉这个世界，这些历史上岌岌无名的人曾经来过，他们是值得被哀悼的生命。

在部分黑人运动中过分鼓吹的“黑人骄傲” （black pride） 和完全同一的种族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戕害，是对过去的背叛和抛弃。因为现代性和它造成的创伤，是黑人身份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构成部分。每一个感到“黑命攸关”的人，也至少要做一个“不情愿的现代主义者”，在现代性的不可逆转的成就中，寻找其内在的矛盾，并拓宽现代性的边界，尝试以有限的方法为现代社会中不自由的人们提供更为普遍的自由。

近年来，对黑格尔的重新审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被很多后世的哲学家们认为极大地鼓吹了欧洲中心主义。然而，苏珊·巴克—莫尔斯 （Susan Buck-Morss） 在《黑格尔、海地和普遍历史》 （Hegel, Haiti and Universal History） 中提出，在主奴关系的辩证法中，黑格尔暗含了他对海地革命的浓烈兴趣。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最终通往奴隶的觉醒和革命，并不仅仅局限于日耳曼世界中的资产阶级对封建主的胜利，或者后世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的阶级斗争理念。如果我们能打破欧洲、甚至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框架，那么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奴隶们在劳作之后获得的主体意识，以及通过革命获得的普遍自由就能成为一个更为敞开的概念——加勒比海上的黑人雅各宾派也能夺过历史书写的笔墨，为法国大革命写下浓烈的一笔。

黑格尔对于历史终结的乐观，或许也受到了海地革命的影响：杜桑·卢维杜尔 （Touissant L’Ouverture） 带领黑奴们建立民主国家的成就，填补了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思维空白。海地的胜利，迫使欧洲人重新思考人的定义。黑人领袖展现出不亚于欧洲统帅的领导能力、对国家的建构能力，甚至是希求与从前的宗主国达成和解的胸襟（海地宪法当中规定“这片土地上没有奴隶，奴役也将在此无迹可寻，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将是自由、平等的法国公民”）给黑格尔和拿破仑派来镇压革命、重建奴隶制的军队们留下了惊怖的印象。他们无法再置身事外，获得安全的自由，而是必须要面对法国大革命这项自我悖论：奴隶们尚且能够孤注一掷，炸裂榨糖厂的枷锁；而所谓自由的欧洲日耳曼人却在工业化社会中，让“自由”成为了任由市场和暴政打扮的小娃娃。

“黑命攸关”运动，也促使诸如威廉·达林普尔 （William Dalrymple） 等历史学人提出倡议，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建立一个“殖民主义博物馆” （museum of colonialism） ，让孩子们从小就能认知到英国历史的血腥和暴力。这种教育方式，将改变英国自废奴运动以来对民族良知的自信。英国青年们对历史的误解，在“黑命攸关”运动后是不可容忍，也是不可宽恕的。只有让他们去接触和了解本国民族志当中的裂隙、矛盾和暴力，才能开始来谈所谓对“他者”的责任。

有趣的是，英文中的“档案馆” （archive） 和“群岛” （archipelago） 有着类似的构成成分，它们共同意味着对“元初记忆” （archaic） 的追溯。当帝国沉没，如今的英国若要寻觅殖民历史的记忆魅影，也许要将目光从伦敦的大都会移开，到比海更深的地方去 （pelago在希腊语中意为深渊、海底） ，到那些沉没在大洋里的黑人鬼魂那边去。从海面上看去，这个列岛和它曾经征服过、掠夺过的其他列岛一样，脆弱不安，孤立无援。但它也逐渐从自我的闭锁中敞开，和其他的岛屿一样，围坐在海浪的边缘，见证着那里的鬼魂在跳舞。

作者陈儒鹏系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文章原标题为“沉没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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