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连,一场免费的”朝圣”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46】
大串连,一场免费的”朝圣” — — 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46】
文/李天宇
钱钢老师附言
十年文革有多张面孔，喧闹，恐怖，惨烈，荒诞……。最初数月，学校停考，学生造反，还有李天宇所讲述的千百万人免费“全国游”，如同羊圈突然拆除围栏。对于众多蒙昧少年，一如列宁名言革命是“盛大的节日”。大串连，核心是朝觐和奉旨点火，但多数参与其中的少年人，是随潮奔突。他们玩性大开，以惊人的规模，狼吞虎咽吃了一回大锅饭，然后兴冲冲迈向深渊。
我的父亲出生于1966年10月21日，中国人特别喜欢幻想在生日当天，会发生一些神奇的非自然科学道理所能解释的事情，来证明一个人从出生就注定不凡。我也期待着在1966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中寻找一些类似于“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的事情，不过这样的事情在那日的报纸上并没有发生，当时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是这样的：
头图是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广场上巡视。虽然没有真正的神迹，但从头版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正是“神一样”的存在。
其实两天前是鲁迅先生逝世30周年的纪念日，但相关的纪念文章只在10月19日的第二版和10月20日的第三版之后出现，寥寥几篇，跟鲁迅的历史地位比起来似乎寒酸了点。这是为什么？原来鲁迅先生不凑巧，赶上了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从当日起到2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都在“欢呼”这件事，更大更显眼的篇幅，也给了红卫兵围绕该活动创作的诗词，摘录一则，欣赏则个：
“唱不完的幸福歌，千言万语说不完，幸福时刻记心间，毛主席胜过亲爹娘”，不只是21日的报纸，整个10月中下旬的人民日报，都洋溢着这样的谜之幸福感。
而放眼海外，除了美帝时不时开飞机入侵我国领空，整个世界似乎也都在对毛主席顶礼膜拜。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不用说了，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人民纷纷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
甚至连君主立宪制的荷兰都表示要努力开展社会主义，称毛主席是世界工人的领袖，要积极地在荷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发展马列主义。
这一切在今天的我看来匪夷所思，但当它们被放置在“文化大革命”巨大的布景下时，似乎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这时10月22日人民日报上一则头版报道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长征红卫队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难道当时就有“重走长征路”活动？“红卫兵”和“步行串连”这两个关键词引起了我的兴趣。
经历过文革的人，有些至今仍能回想起曾一度被红卫兵所支配的恐惧。红卫兵主要由高校学生组成，不属于国家军队，也不依据任何法律，其统一的标识，是共同而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毛主席。他们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高唱社会主义大法好。当时，首都的红卫兵最先开始“造反”，打着“教育革命”、“破四旧”的旗号，揪斗了不少高校教师，也损毁了许多北京城的文物古迹。“革命”的消息经由报刊、广播传到全国其它地方，各地的学生们都期盼能去北京“学习如何革命”。
一开始，零星有外地学生自发来到北京，或是因之前运动中受了委屈来向中央“伸冤”，或是来参观学习。他们大都住在各大专院校的同学处，四处活动、多方联络，观看或抄写大字报，以取得“造反”经验。
然而旅行是要花钱的，对于学生来说，去北京一趟的花销可不是个小数目，虽然心中理想和革命热情高于一切，但是一边吃土一边谈理想总不是个办法，就在众多怀揣着梦想与激情的年轻人为了钱而踌躇不前的时候，伟大的毛主席指引了他们。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号召，“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当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既肯定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也鼓励了大串连。
照毛主席的指示，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高校和中学的教职工和学生派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并明确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
乘车有乘车证，吃饭有专用饭票，住宿有介绍信，外地的学生们，就这样能够光明正大地翘课、辍学、去北京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连正式开始，无数少男少女迷弟迷妹向北京进发“取经”，学习社会主义知识，传播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为了一睹主席的风采。
毛主席因此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多场“粉丝见面会”。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他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短短三个月内，共计接见1100万人次。
11月26日第八次接见后，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欢呼革命大串连的胜利》，用气势如虹的排比写道，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它“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然而，主席和学生们是开心了，地方官员们却开心不起来。红卫兵们从全国各地乘火车来北京，有些路上要花十好几天，各地都要设立接待站，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大串连的目的地由北京扩散到“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井冈山等地之后，在通往这些地区的路上，每隔三五十里就有当地政府组织的接待站。1000多万红卫兵，就像是1000多万位钦差大臣，衣食住行都要伺候好，免得他们一不开心就一本红宝书甩在脸上，开始进行教育批判。要是再被他们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帽子，那就更不是教育批评和丢了乌纱帽就能解决的了。但是，中央只发给了学生粮票，却没有发给地方粮食，所以，各地为了供给这些“钦差大臣”，不得不缩紧裤腰带，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中央其实也在打肿脸充胖子，接待学生这八次天安门朝圣的开销是巨大的，从8月11号第一次，到11月26号最后一次，每次每批平均20天，一日三餐，一共要供应8亿顿饭，粗略共计20万吨粮食，全部由国家报销，这还不包括油，肉，蛋，菜。当时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的时代，物质还不富裕，20万吨粮食是不小的负担。
交通方面则遭遇了大瘫痪。全国范围内，火车，长途汽车，海运船只，全部超载，只得加开班次，而这对于全国能源来说，亦是重负。
大连海运学院的15位学生不想赶春运一样的火车，这才有了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他们组成第一支“长征红卫队”，历时一个月，两千里步行从大连到北京。他们走得脚上磨起血泡，脚脖子又红又肿，但只要朗诵几句毛泽东语录，立刻“继续昂首挺胸，大踏步前进”。这篇特写文章鼓励学生们“吃大苦、耐大劳，锻炼城无产阶级的硬骨头”，实际上是在推广一种更“经济”的串连方式。而在今天看来，它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国家已无法再继续支撑大串连所带来的物质消耗了。
然而物质上的消耗还是其次，更可怕的是上千万的频繁人口流动，给公共卫生带来的隐患。这对于当时卫生条件还不完善的中国来说，是更大的灾难。大串连期间，全国爆发传染性极强的流行性脑膜炎，然而这些信息在人民日报或者当时各大报纸中无从找寻，只得在一些串连学生的日记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当年村里就有四五个在外地读书的大中专学生。在1966年秋季至冬季，他们也曾到过北京等地进行过大串连。另外，1967年春节期间，有几个外地‘红卫兵’又来到过木顶村举行串连。脑膜炎病毒就是他们这些人在外地串连时被传染而带进来的，只是他们自己抵抗力强，没有被感染，倒是把村里人感染上了。”
“下午一时半，步行至弋阳，被弋阳串连学生接待总站分配至弋阳三街居委会住宿，一日行程共40华里。到达弋阳后得知，最近许多地方都在流行脑膜炎，我们在接待处被点注了预防脑炎的药水。”
流脑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在当时是难以统计的，不过仅从广东梅州卫生处一些残存的资料中，可以推测。
“1950～1963年，各县仅有少数病例报告。1967年文化大革命大串连期间，人口流动激增，社会接触频繁，预防措施缺乏，导致流脑蔓延。全区共发生3.24万例，发病率为1153.06/10万，死亡1600人，以五华县最为严重。”
仅一个偏远的广东梅州就有1600人死亡，全国的严重程度不言而喻。
大串连消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终于难以为继。1967年2月3日和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串连活动逐渐减少，其余波延续到1968年。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头部队，大串连以最直接粗暴的方式打破地域藩篱，调动全国范围内革命的有生力量，制造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
作者介绍
李天宇，2015级香港大学新闻传媒及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
【下期预告】
文革的遗迹，也许就在我们身边。翻一翻家里的书柜，你很可能会在某个角落里找到一本来自六十年代的“毛氏”小红书。爸爸和领袖同一天出生的慈美玲，就从家里翻出了一本特殊的《毛选》。
请期待6月20日第四十七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毛系神书，中文出版史上的最大IP — — 慈美琳爸爸的生日报》。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