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

週日下午，我去戲院看台灣電影《返校》，這部電影首週末票房創下台灣電影史上第三高的收入，並且一上映就成為一個文化現象：這不僅因為這是台灣首部遊戲改編的電影，也因為這部恐怖電影是關於一段恐怖的歷史：台灣在1950和60年代的白色恐怖。一段被迫沈默多年的黑暗歷史。

當晚，我又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此處前身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是「戒嚴」時期對政治受難者進行羈押、審判及代監執行的監禁場域）觀看再拒劇團演出的「明白歌」。這齣結合說書與音樂演出的劇場，從檔案和口述史出發，講述從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到49年後如何鎮壓異議份子的歷史，並呈現抗爭者與政治受難者的視角。演員也在現場讀出政治受難者在獄中寫下的文字 — — 那是他們當年未曾送達家人的遺書或家書。

這一天兩場關於白色恐怖的文化創作，既是巧合（劇場剛好這天演出），也不是巧合 — — 因為他們反映出這幾年來在台灣一個文化新趨勢：新世代創作者用更多元、更有創意的方式重返歷史的黑暗深處。

例如，《返校》之外，近年還有以日治時期的「台北大空襲」為背景的桌遊，以二二八為主題的音樂節，以及介紹轉型正義的動畫。《返校》首映日當晚過世的台灣獨立運動先行者史明，其革命精神也在過去幾年成為年輕人的新偶像。

這個新趨勢背後除了民間一直有人長期努力推動轉型正義基礎工作，還有兩個大的社會脈絡：一方面是新世代做為所謂的「天然獨」世代，對挖掘島嶼的身世具有濃厚興趣，尤其在08年到16年的國民黨執政期間，這種對歷史的熱情也是一種對主導意識形態的抵抗姿態。另方面到了2016年政黨輪替後，台灣出現幾個新的官方機構，包括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和國家人權博物館，他們投入了許多力氣不只做基礎調查，也以藝術和文化來與公眾溝通，上述的劇場「明白歌」就是由「促轉會」推動的計畫。

當然，《返校》這部電影是純商業電影，其在2016年的遊戲版就已經大受歡迎，除了遊戲和電影本身確實是非常厲害的製作，也反映了上述新世代對於歷史的關注。

巧的是，正好是在三十年前的1989年，候孝賢導演的經典電影「悲情城市」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第一部觸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電影。那時台灣剛剛解嚴，過去多年來被嚴厲噤聲的故事，可以開始被訴說，而平反二二八的運動出現了，威權的歷史開始被檢討了，島嶼的天光正在照亮過去的黑暗。但是在其後這三十年間，即使台灣已經民主化，流行文化如音樂或影視作品，觸及威權歷史反省仍然相當少，尤其是相對於拉丁美洲，或者韓國（如大賣座的影視作品「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這反映出的是整個台灣社會對於所謂「轉型正義」的共識仍然不夠普及。

這個現象又來自台灣獨特的政治轉型經驗：亦即在九十年代的民主化過程中，執政黨仍是威權時代犯下人權侵犯的執政黨，所以他們對過去的自己的檢討非常有限，而他們持續贏得民意多數也代表主流意見的侷限：許多人說不要回頭看歷史，而是要看未來；要忘卻悲情，走向希望；或者批評去回首過去人權侵犯就是搞族群鬥爭與政治清算，為何不去拼經濟？但問題是，不去徹底面對歷史的錯誤，發掘真相，保存記憶，不僅是沒有還給那些暗夜中受難者該有的正義，也代表我們沒有真正面對隱藏在島嶼深處的創傷，以及這個新興的民主社群對於什麼是人權與自由缺乏共識，因此難以真正社會和解與一起前行。

直到近幾年，隨者年輕世代崛起，台灣社會主流意見開始出現典範性的轉變 — — 從同婚合法化到轉型正義更被重視。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到了《返校》。其主要故事是在1962年的一所中學，兩名老師和幾名學生因為參與讀書會而被逮捕和處死。除了無辜的逝者，片中的兩個主角是一名告密者和一名認罪者 — — 他認罪是為了努力活下來以讓後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過去雖然有少數電影觸及白色恐怖歷史，但這部片可以說是第一部以這為主的商業類型電影，並且是直面那個時代最殘酷的核心：它赤裸地呈現出在那個如黑夢般的歷史中，年輕學生只是因為對於理想與知識、對於美的嚮往，就被羅織入罪、消失生命。用恐怖電影的類型來處理政治恐怖，真是太適當。畢竟，恐怖電影不就是惡魔隨時會出現，好人隨時可能被消失嗎？

而在2019年的此刻，這部片的核心命題 — — 記憶與遺忘 — — 的確是也是轉型正義的核心意義。電影中的關鍵的台詞是：「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因此「返校」成為一個文化現象不只反映了台灣的人心之變，更會進一步成為改變的催化劑：會有更多年輕人從這部電影認識這個島嶼並不太遙遠的悲傷，認識政治壓迫的殘酷，並且體會片中死去老師寫給和他有曖昧情愫女學生的那三個字的意義：

致自由。

本文刊登於2019/9/27 金融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