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伯狄倫(Bob Dylan)把臉塗白，帶著新合作的樂手、十年前的民謠老友、詩人、劇作家，和他自身來自過去的幽魂，宛若一個江湖賣藝團或者綜藝走秀團，邊走邊唱 — — 雖然不是在路邊或空地，而是在小城鎮的小型場所演出。

這是狄倫從1975年底到1976年底名為「雷霆綜藝秀」（Rolling Thunder Revue）的巡迴演出。

他想要重新尋找自己內在的靈魂，再次創造一個新身份，一個新迷思，一個人們從未見過的包布狄倫。

「當某人戴著面具時，他才會說出真相。當他沒有戴面具時，就不太可能。」他在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關於這個巡演的紀錄片中如此說[1]。

1.

在1965到66年，狄倫從一名抗議民謠歌手轉身為一個彈起電吉他、穿上黑皮衣的搖滾明星，和當時還不叫「樂隊」（The Band）的「老鷹」樂隊(The Hawks)展開一場將改變歷史的巡演。那是一場通往未來世界的冒險，卻被許多不理解的老民謠歌迷憤怒地噓罵。這不是他們熟悉的狄倫。他孤獨地帶著人們走入一個深邃無盡的聲景，像一顆滾石，沒有回家的方向[2]。

然後他發生了一場車禍，消失在公眾眼前。

這是一場過於奇異的告別，對自己的告別，對時代的告別。

於是，當六十年代後期時代見證更黑暗而劇烈的暴雨降臨 — — 革命、佔領、謀殺…… — — 他卻彷彿躲進了庇護所，在紐約上州小鎮如和新婚妻子莎拉過起穩定安靜的家庭生活。

此後到七十年代初期，狄倫雖然出過幾張專輯，但評價都不高，他甚至自嘲「我就像是突然得了失憶症…..我學不會原來很自然就可以做的事，如《重返61號公路》這樣的事。」

且這八年來雖偶爾現身於演唱會，他卻沒有舉辦過大型巡迴演出。

人們懷疑，那個天才的、攪動一整個時代的狄倫，或許真的已經「隨風而逝」 — — 隨著六零年代的颶風而消逝了。

但狄倫心中當然還是有火，更別說八年的家庭生活讓他過於安定到不安了。

1974年初，他在換了新唱片公司後，出版三年多來的新專輯Planet Waves，展開八年來首度大型巡迴，在史上被稱為「74 巡演」(Tour 74’)。

這不像八年前所到之處皆遭遇舊世界反撲而來的敵意，如今是整個世界在等待他重新上路，尤其是和他在1966年一起震撼音樂世界的「樂隊」重聚巡演。無數老歌迷買了票來懷念他們的六零狂飆青春，無數遲到的新歌迷來朝聖這位未曾謀面的傳奇。現場數萬人手裡點起打火機，遙祭一個曾經的搖滾盛世。(這場巡演被錄製成現場專輯Before the Flood，封面就是黑暗中打火機的點點火光。)

台上的狄倫不再是那個憤怒的二十多歲少年了。他沒有要像八年前要用盡氣力對抗整個世界，沒有要帶著孤獨與蒼涼唱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

這就只是一個商業巡演，既是為了促銷新專輯，也是一個厲害的操作：知名經紀人Bill Graham和新把狄倫挖角去的唱片公司老闆David Geffen想重新製造66年的歷史性演出，而一切都太成功了：賣出了不可思議的一千八百萬張票，創造出搖滾演唱會史上空前的收入。

然而這是狄倫從未經歷過的大型巡演。時代已經轉變，七十年代中期的演唱會產業和六十年代中期之前狄倫所習慣的已經很不同：這是搖滾超級英雄的時代，搖滾成為一個巨大的商業世界，有著龐大的公關與宣傳機器，演出的體育館場域也遠比之前更龐大。

沒想到，狄倫在這迷霧般的巨大中看不到自己的身影，無法完全掌握狀況。他和樂隊用力彈奏，但「當時演出都是漫不經心。」他在若干年後說。

「我感到不自在且不快樂。我想要做不一樣的事。」

2.

無論如何，「74巡演」讓狄倫從八年冬眠中正式甦醒了。十年前的憤世嫉俗、人們對他的記憶與鄉愁，甚至他的靈感之神都回來了。

過去八年，他忘記了如何做狄倫，「74巡演」也尚未真正召喚出那個叫做包布狄倫的魂魄。但他準備好重返那條公路，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道路的起點。

春天，他在紐約跟一個猶太畫家學畫（連續兩個月，每週五天），這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甚至因此覺得妻子莎拉不夠瞭解他。夏天，他回去明尼蘇達家鄉錄製一批新，這些歌會收於1975年一月的新專輯Blood on the Tracks，成為他從66 年以來評價最高的專輯。專輯中的”Simple Twist of Fate”、“Tangle up in Blues”等歌曲都成為經典，而也因為專輯反映了他瀕臨破裂的婚姻，被稱為他和莎拉的「分手」專輯。

75年夏天，他住進格林威治村，回到那個曾經孕育「包布狄倫」傳奇卻在後來被他徹底揚棄的民謠世界。

如今的格林威治村彷彿是一個保留著歷史文物的主題樂園：60 年代初他們演出的地方都還在，民謠同志如Phil Ochs、Ramblin’ Jack Elliott也都依然在唱歌 — — 雖然大家在歷經六十年代的劇烈撞擊後，都蒼老了許多。（比狄倫更是抗議歌手的Phil Ochs在一年後自殺。）

但紐約當然不再是那個六十年代的紐約，格林威治村的民謠王國也早已頹敗，下城的音樂場景翻起新的一頁 — — 至少，在包里街上有一個叫做CBGB的新地方，新世代樂隊開始演奏起全新的聲響，如Television、The Ramones，以及一名原本是詩人的瘦削女孩Patti Smith（她在這一年會發行第一張專輯Horse），他們這幫人將會被稱作「紐約龐克」，從此衝擊搖滾樂的航向。

這座城市中變化最大的是狄倫本人，他曾經是這裡的天才兒童，曾經在這裡以一人之力創造史詩般的民謠景觀，但現在他已然變身為那些古老民歌中經常出現的謎樣傳奇人物，是村子已經容納不下的巨人。

但他開始認識新的夥伴，和新認識的外百老匯劇場導演Jacques Levy一起合寫歌詞，和一批新的樂手（如他在下東區街上發現的美麗小提琴手Scarlet Rivera）錄製新專輯Desire。

十月，狄倫和他曾經最親密的音樂夥伴瓊拜雅（Joan Baez）重返他最初演出成名的地方 — — 格林威治村的傑德民謠城（Gerdes Folk City），為當年發掘他的老闆慶生。那是一個同樂會般的歡樂之夜（你可以在史柯西斯的紀錄片上看到片段），也是下一個旅程的暖身。

幾天之後，轟天雷綜藝團準備上路了。

3.

「西貢淪陷了，人們似乎對所有事物都失去信念」，狄倫在紀錄片中說。

在1975年的美國，嬉皮長大了，披頭四解散了，經過了六零年代末的暴力與死亡，人們變得更世故與苦澀了。整個社會面臨巨大的分裂與重生，黑人民權往前幾步，女性獲得更多自主權（最高法院剛通過給予女性墮胎自主權的Roe. Vs. Wade判決），但這些進步又引起更大的美國文化內戰。

此時美國人正在遭遇巨大的信心與道德危機：尼克森在前一年辭職，水門案開始審判，美軍準備離開越南。如果上一個年代是理想與激情，七十年代則是失落與幻滅。

狄倫要如何回應這個時代與他內心的騷動呢？

前一年那個過於商業而空洞的超大巡迴，讓他想要找回在六十年代曾經信仰的真誠，想要重建在大型體育館中遺失的與觀眾的連結，因此這次地點主要在小城鎮的小場所[3]（租借之名當然不是包布迪倫），且演出前幾天才會在校園或路上發傳單宣傳。

他要帶上他的過去、他的民謠村和消逝的六十年代一起上路，但這次不會像74巡迴只是拙劣的復刻。狄倫知道他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把歷史和自己搬到舞台上，而是要一種奇異的方式再創造。

他決定讓不同音樂風格的演出者，一起在一個舞台上呈現一場讓人眼花撩亂的秀。這是一種流動的嘉年華，一個移動的馬戲團或一場賣藥的綜藝秀，就像他兒時在小鎮上所看過的那些走唱江湖的藝人。

他要用娛樂為人民服務[4]。

（不過，他如今在紀錄片中說：「雷霆綜藝團的核心概念就是 — — 我完全沒有頭緒，因為那什麼都不是，那只是四十年前的事。我什麼都不記得。這一切太久了，我甚至還沒出生。」這是典型的狄倫修辭。）

他邀請了老友瓊拜雅、Ramblin’ Jack Elliott和Bobby Neuwirt，以及詩人艾倫金斯堡與其男友一起上路；樂隊成員除了錄製Desire歌曲的夥伴，還有民謠搖滾樂隊Byrds的Roger McGuinn、日後成為知名製作人的T Bone Burnett，大衛鮑伊樂隊吉他手的Mick Ronson。另外有一組電影拍攝團隊，以及要為電影寫劇本的作家Sam Shepard（也是Patti Smith的前男友）。狄倫的母親有時也加入巡迴，甚至上台在旁鼓掌。

所有的人都擠進了一台巡演巴士，有時是狄倫自己擔任司機，每晚他們會從車中走出，宛如魔術師的黑盒子打開後冒出的鮮花或是兔子，一起或輪番上陣。

演出前垂下的布幕經常有一種馬戲團的風格。

當狄倫出場時，他的臉塗白，帶著一頂別上鮮花的寬邊帽[5]。一個詭異與滑稽的造型。

他的演唱姿態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此放鬆，卻又如此激情，甚至舞動著手腳。他一字字用力地唱著歌詞，眼睛冒著火焰，而非如十年前的玩世不恭。

每晚他會唱起民謠時代的抗議歌曲“The Lonesome Death of Hattie Carroll” 和“A Hard Rain’s a-Gonna Fall”，新專輯Blood on the Tracks中的歌曲，以及剛錄製好的下張專輯Desire的新歌如”Isis”或「颶風」（“Hurricane”）。

瓊拜雅和他會在下半場時合唱。從60年代初的民謠時期到65–66年的搖滾巡迴，再到七十年代中期的現在，他們總是有無比默契，彷彿天生就是一對合唱夥伴。狄倫在紀錄片中說他和瓊拜雅「在夢中」都能合唱。

最終曲常常是眾人合唱狄倫在少年時膜拜的偶像、民謠之父伍迪葛瑟瑞(Woody Guthrie)的經典歌曲“This Land Is Your Land” — — 而他們真的是以一種綜藝團的熱鬧方式來詮釋這首歌。作為一首歌頌底層人民的歌曲，這種熱鬧的庶民娛樂風格似乎非常恰當。

新歌「颶風」是關於黑人拳擊手Rubin “Hurricane” Carter在1966年被指控謀殺三名白人、但宣稱自己是無辜者的故事。狄倫看完他的書後，深受震動，去監獄探視他，聽他的故事，並寫下這首歌。他曾經寫過太多種族主義制度下的黑人受害者，如Hattie Carole、Emmett Tills到黑人激進份子George Jackson，過去八年人們以為他已經不再是那個激憤的抗議歌手，直到這首歌挑戰了人們的自以為是。狄倫在巡演期間發行了單曲，甚至在演唱時對聽眾說，「如果你有政治影響力，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讓這男人重見天日。」

在歌中，他用電影場景式的描寫描述了謀殺案當天的場景，敘述魯賓卡特如何遭到誣陷，並且激烈控訴：

這樣一個人的生命

竟然落在一些蠢人的手掌中

看到他如此明顯地被構陷

讓我覺得活在這土地上真是可恥

在這裡，正義只是一場遊戲

4.

狄倫一直對電影很有興趣。65–66年的巡演請導演D.A Pennebaker拍成紀錄片《別回頭看》（Don’t Look Back），後來他自己又把這些拍攝片段剪接成另一部渾沌難解的實驗電影：《吃掉這些文件》(Eat The Document)。

這次，他也試圖把巡演過程拍成電影，名為Renaldo and Clara。影片混雜著真實與虛構，真實部分包括演唱會片段、樂隊成員和友人的訪談，虛構部分則是以狄倫歌曲為藍本的故事，讓樂隊成員扮演角色即興演出。

狄倫飾演主角Renaldo（有另一個樂手飾演了一個叫包布狄倫的角色），他現實中的太太莎拉扮演女主角Clara，瓊拜雅則和他們有三角關係。狄倫不可能認真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但是他又總是在歌曲曖昧地透露私人生活，一如以這部「偽紀錄片」形式來討論他的感情世界。

Renaldo and Clara在1978年上演，片長四小時，結果受到嚴重負評。但混合現實與虛構的敘事是狄倫一再玩弄的把戲，包括他在「雷霆綜藝團」所展現的意象，以及他從一開始就展現的公眾形象。

或許是為了呼應狄倫Renaldo and Clara，史柯西斯這部紀錄片竟也参雜著虛構。片中當然有許多當年因為拍攝電影而留下的演出和日常的畫面，有青年狄倫的訪談和對老年狄倫的新訪談，但片中竟然有幾名虛構的角色和他們的虛構回憶，並且和真實成員的回憶並置。如女星莎朗史東在片中出現說她的少女時在巡演過程中被帶去後台，真實的派拉蒙影業主席董事在片中飾演當年演唱會舉辦者身份，甚至片中老年狄倫的新訪談也會呼應上述那些他人的虛假回憶。

或許，片名的「story/故事」已為這部影片交錯的真實與虛構埋下伏筆。史柯西斯在訪談中說，「我們想要創造一種感覺，但同時我們也想打開電影可能的邊界。所以會有重新創造的部分，有各種接近真實的方式。」

5.

「雷霆綜藝團」巡演期間正好發生於美國建國兩百年紀念，演出的地區也是最早登陸的新英格蘭地區，四處充滿慶典的狂熱，各地販售歷史的商品。「先輩的靈魂可以治癒我們當下的瘋狂。」Sam Shepard如此描述當地人們的想法。

「雷霆綜藝團」的第一站就是英國五月花號最初停靠的城市麻州普利茅斯。狄倫和團員們登上停泊在港口的仿製五月花號，在另一個城市拜訪了一個印地安人家庭（主人的名字就叫Rolling Thunder），穿梭在歷史的迷霧之中，歌唱這個土地上的迷惘與瘋狂，神話與幻夢。

狄倫一直著迷於馬戲團的形象，他少年時剛到紐約曾謊稱他以前在馬戲團工作過，歌詞中更是經常出現這種意象。他總是喜歡不法之徒、邊緣人和雜耍者的故事，因為這些人是真實且充滿生命力的野性花朵，訴說著這個大地上各種奇奇怪怪的故事。他們是屬於那個「古老的奇異的美國」[6]。

他們施展令人稱奇的傳統技藝，讓人想像不到的幻術，或者總是變換著身份，這些都是狄倫渴望的形象，即使他永遠不會是他們。在多年後的一個訪談中，他提到：「那些形形色色的藝人：藍調草根歌手、黑人牛仔、拿著套索玩魔術。歐洲小姐、鐘樓怪人、鬍鬚女、半男半女、吞火者。這些在我記憶中就和昨天一樣。我從他們那裡學到做人的尊嚴以及自由、公民權利、人權以及內在的自由。」

雷霆綜藝團或許是他最接近這個想像的實驗[7]。

於是，狄倫在這場綜藝巡演中施展對自己往昔靈魂的回魂術，亂入美國兩百年的野史，並把想像的過去投射到幻想的未來中。他用更接近庶民的娛樂作為一種藝術實踐來抵抗新時代的龐大商業機器 — — 雖然這只是一場迴光返照式的反擊。他再一次重新創造自己，在白色面具下拼湊並重建一個新的狄倫。

而未來，他將會一再的變身，不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一個美國音樂史的考古學者、一個怪異的老頭，或者一個不去領獎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狄倫是不甘心被你猜透的。

因為，他一直相信：「生活不是關於發現自己，或發現任何事情 — — 而是創造你自己，創造新事物。」[8]

[1]這部片叫《Rolling Thunder Revue: A Bob Dylan Story by Martin Scorsese》，今年春天發行。史可西斯在2005年就拍過一部關於狄倫的紀錄片《沒有回家的方向》（No Direction Home），屬於比較傳統的傳記式影片。

[2]這兩句是轉用他的歌詞。關於那段音樂歷史與狄倫作為一個抗議歌手的故事，請見我的《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

[3]保羅麥卡尼在1972年為了逃離披頭四的陰影，也帶著樂隊Wings刻意在英國大學舉辦小型低調的巡迴演出。

[4]部分靈感是來自於那年五月，他在法國南部目睹全歐洲吉普賽人到一個小鎮紀念聖撒拉（Saint Sarah）的年度盛典，深受震撼。

[5]據說他把臉塗白的做法是來自1945年的法國電影「天堂之子」（Children of Paradise），但他在紀錄片中說，他是受到Kiss啟發 — — 這當然不是實話。

[6]借用美國知名樂評家Greil Marcus關於狄倫的一本書書名The Old, Weird America: The World of Bob Dylan’s Basement Tapes 。

[7]76年他展開第二輪演出，又回到大型場地，原來那些魔力都消失了

[8]這是他在史柯西斯的紀錄片中所說。

本文原來刊登於聯合報副刊 20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