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債的歷史到佔領華爾街

1.

我們處於一個新的革命年代，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說。

所謂革命，並不是政治權力的奪取，而是觀念的世界性轉變，例如發生在1848年的歐洲，或者1968年的全球性革命。而2011年，就是標誌著這個後冷戰、全球化時代的觀念革命。

2011年三月，阿拉伯之春仍然炙熱，尚未褪色。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接到加拿大另類雜誌Adbuster邀稿，請他討論在歐洲和美國發生革命運動的可能性，文章名字叫做「等待奇妙的火花」。

七月，他出版新書《債的歷史》。

沒有人想到，幾個月後，就出現了他所等待的革命，而且是驗證他所談的「債的歷史」的理論。更重要的是，他成為這個運動關鍵的參與者：佔領華爾街運動。

2.

「從他的積極行動和著作來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說。或者說，由於《債的歷史》和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角色，大衛‧格雷伯成為這個時代又一個左翼學術明星。

他自己最愛的身分可能是無政府主義者，並自稱從16歲開始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八零年代和九零年代時，他想要參與左翼運動，但主流的左翼團體對他來說都太過於階層化，讓人窒息。然而，從1999年的西雅圖反世貿運動開始，出現一個「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 格雷伯反對「反全球化運動」的提法，認為他們其實是「反新自由主義」──而這正是他夢想中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此後，他一方面以紐約為基地積極參與各種反叛的直接行動，另方面專注於「無政府主義人類學」，著有《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片簡》(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1]。

但這個無政府主義運動者身分卻帶給格雷伯坎坷的學術生涯。他從1998年開始在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任教，在2005年未被續聘，後來聘期延長兩年，仍沒法拿到終身職。在這期間他申請了十幾間美國大學都沒有結果，即使學界許多人認為他是非常優秀的學者。不少人和他自己都認為，這些學校不聘用他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激進政治[2]。2008年他受聘於倫敦大學Goldsmith學院，後來轉入倫敦政經學院。

後金融危機中的2011年成為他的轉捩點。七月出版的《債的歷史》受到很大迴響，接下來，他意外踏入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籌備（其實Adbuster雜誌是運動最早發起單位之一）：這個運動一方面證實了他對債務的反抗政治的分析，另方面在組織上也實現了他對於無政府主義的理想。

在《債的歷史》一書中他說，歷史上大部分的革命、反抗和動亂，從創造希臘民主的騷亂到美國革命或其他任何反殖民抗爭，在某程度上都是和債務有關。但是要聚集債務人成為一個運動是很困難的，因為負債在本質上就是孤立的，且其所引起的不安和屈辱更成為一種意識型態，所以很難產生集體行動。

然而，佔領華爾街卻成為這樣一個「債務世代」的運動。

3.

格雷伯的書《為什麼上街頭》（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詳盡敘述佔領華爾街開始的過程，解釋了外界質疑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諸多問題，書的後半部則分析了民主的歷史和現實的問題，以及為何無政府主義可以找到民主的出路。

當前全球民主的危機已經是不論左右政治立場都認識到的現實，從2011年至今，從西方傳統民主國家到已經民主轉型十年二十年的民主國家，到後阿拉伯之春的埃及，都出現大規模的群眾抗爭。

對格雷伯來說，當前民主的問題是本質性的：我們如何認識民主。

首先，「至少過去兩千四百年以來，每一個如今被認定與「西方文明」有關的作者，幾乎全都明確地反民主。」格雷伯說，在西方傳統中，包括美國建國者，民主只被視為一套政治體制，到了二十世紀初，民主作為一套政治體制更是主要被想像為一套選舉制度；另方面，過去民主只是有產者的遊戲，在那些民主思想家甚至擔心全民普選。進入二十世紀後，平民最終獲得了普選權，但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民主淪為有錢人的遊戲。

這表示在西方傳統中認定和實踐的民主和其應該有的內涵有著巨大落差。

格雷伯認為「本質上，民主只是一種信念，相信人類根本上是平等的，而且應該被允許以平等主義的方式，運用任何看來似乎是最有利的手段，去管理他們的集體事務。」

這個落差也體現在掌權者和平民之間：「當知識階級的成員談到「民主」時，他們思考的是一套政府制度。相形之下，普通的美國人民似乎以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用語來看待它：「民主」是自由、是平等、是單純的農民或商人可以有尊嚴和自尊地跟「優越者」說話的能力 — — 一種更廣泛的民主感受力。」是這個民主感受力讓法國人托克維爾寫下「美國的民主」。

民主不應該只是一套政治制度，也涉及到公民文化。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在第三世界國家所推動的民主就是以選舉主義為中心，所以導致很多所謂新興民主只是有選舉的威權體制。而在美國本身，也是在七十年代以後，金權政治越來越嚴重，社會不平等也越來越惡劣，尤其是到了晚近的「資本主義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時期──所謂「「金融化」真正的意義是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合謀，以確保越來越多人陷入債務」。因此出現諾貝爾獎得主史帝格里玆（Joseph Stiglitz）在著作「不平等的代價」中所分析的，政治權力的不平等加深了經濟分配的不平等，而經濟的不平等更惡化了政治不平等。

因此有了「占領華爾街」運動。

格雷伯說，「這基本上是一群往前看、但前面的路被擋住的民眾的運動。他們依照規則行事，卻眼睜睜看著金融資產階級完全不按規則來玩，透過詐欺性的投機行為搞砸了世界經濟，竟獲得政府既迅速又大手筆的出手搭救，因此得以運用比以往更大的影響力、受到更尊崇的待遇，而他們自己卻被打入看來永無止盡的屈辱生活。因此，他們願意擁抱比美國前幾個世代所見更激進的一些立場：毫不避諱地訴諸階級政治，徹底改造現有的政治體系，呼籲（至少對許多人來說）不但要改革資本主義，而且還要開始把它完全廢除。」

這場運動在兩個意義上是革命性的。其一是挑戰金錢在政治中的角色。他說「在一年之內，占領運動找到了問題所在 — — 實質上把金融與政府結合在一起的階級權力制度 — — 並且提出了解決方案：建立真正的民主文化。」

這個方案當然還是抽象的，甚至是空虛的，一如許多人批評佔領華爾街運動沒有具體訴求，但格雷伯認為這個運動本來就不是關於改變政策，而是在於讓體制「去正當化」：「訴求許多美國人的共同感覺，亦即我們的政治階級是如此腐化以致於其無法處理一般公民面對的問題。要創造一個真正的民主系統只能是一切從頭來過。」

其二是對參與者來說，他們在過程中徹底改變了對民主的認識，因為佔領華爾街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採取無政府主義的共識決原則（該書有提供操作性的指引）。對「大多數人來說，民主終究是抽象之物，是一種理想，而不是某種他們曾經練習或體驗過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當他們初次開始參加全體大會，以及參與我們在占領運動中所採取的其他橫向決策方式時，會覺得自己對政治可能性的認知好像在一夕之間全盤改觀。」

這也是格雷伯強調的「預兆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亦即行動本身和行動的組織原則，就是成為未來社會的樣貌；人們不能透過一個封閉威權的組織，去追求一個民主的未來。

我們不用對革命充滿浪漫幻想，也未必要依循格雷伯的無政府主義哲學，因為格雷伯忽視政治制度之於民主的重要：民主的核心固然在於公民參與，但也在於制衡政治權力。更何況，佔領華爾街運動所要求的社會平等、對金融資本的管制，對金權政治的規範，都需要更多立法介入。

但他對佔領華爾街的詮釋的確重要：雖然人們離開了街頭、離開了廣場，但「改造性的想像力爆發已經發生、正在發生，且將來肯定還會繼續再發生。我們發現我們的視野被用力推開了；發現我們開始質疑，本來我們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實際上卻真的有可能發生。這類事件促使我們反思過去我們自以為了解的一切。」

[1]他在2002年於「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上發表一篇文章「新無政府主義者」，介紹新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主要特點。《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片簡》有簡體中文版。

[2]《高等教育紀事報》討論了他的學術流亡，可以參考萬毓澤教授的中譯版：「一位激進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的學術流亡」https://www.facebook.com/notes/poe-yu-ze-wan/一位激進人類學家的學術流亡/10151677796396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