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藍儂的夢與死亡[1]

1971年，約翰藍儂到美國參加的第一場演唱會，是一場聚集了左翼青年和文化嬉皮的抗議盛會。彼時，整個六零年代的華麗與蒼涼正要落幕，曾經的文化與社會革命似乎尚未成功就要結束，但他們仍試圖對抗時代的退潮。

藍儂在舞台上說：

「（六零年代）花之力量（flower power）沒有成功，又如何？我們重來一遍就是了！」

1.

披頭四樂隊不是一個政治的樂隊，但在1966年，當他們在美國的記者會被問到對越戰的態度時，藍儂說，我們不喜歡戰爭，戰爭是錯誤的。

說這句話需要一些勇氣，因為當時在美國只有百分之十的民意反戰。不過，彼時藍儂的和平理念是素樸的，還沒有深化為堅定的政治信念。

1967年，反戰運動持續升高，金恩博士宣稱「我們必須要結合民權運動與和平運動」。四月，紐約出現有史來最大的群眾示威，二十五萬人走在繁華的第五大道上反對戰爭。在紐渥克、在底特律、哈林區等地方，城市貧民區的黑人用怒火燃燒城市。

這一年夏天也是嬉皮們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他們的主題曲是披頭四的〈你所需要的只有愛〉(All You Need Is Love)。嬉皮們頭上帶著花，牽手唱著這首充滿愛的歌，實踐做愛不做戰的精神。

但世界並沒有聽藍儂的話。

1968年，是六零年代革命的真正高潮。在巴黎，超過九百萬工人在街頭幾乎推翻資本主義。在中國，無數年輕人手拿著毛語錄，在天安門前高喊口號，在學校、家庭鬥爭老師與父母。在布拉格，蘇俄坦克開進古老而優雅的街道，鎮壓布拉格之春。在美國芝加哥的民主黨總統提名大會，反戰抗議者和他們痛罵為「法西斯主義豬」的警察在黑夜中激烈對幹。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佔領學校數日，然後被警察激烈強制驅離。在藍儂所在的英國倫敦，出現了空前龐大規模的反戰遊行，以暴力衝突收場。

真正血染的鏡頭是三月在越南馬賴，美軍屠殺數百平民。而在美國國內，代表那個時代正義防線的黑人民運動領袖金恩博士，以及甘乃迪總統之弟、正在競選總統的勞伯甘乃迪，先後遭到暗殺。

所有人都躲不掉街頭和報紙上的煙硝與四溢的血跡。

縱使這一年披頭四繼續躲在他們的音樂世界中，並在八月發行了一首超級暢銷單曲、由保羅麥卡尼所寫的〈嘿茱蒂〉(Hey Jude)，但是在單曲B面，藍儂卻寫下了他的第一份政治宣言：〈革命〉(Revolution)。

你告訴我這是一場革命

你知道

我們都想要改變世界

但是當你要談到破壞時

你不知道你不能把我算進去（或要把我算進去）

（you can count me out/ in）

你說你要改變這個體制

你知道

我們都想改變你的大腦

你告訴我說關鍵的是制度

但你知道

你最好解放你的心靈

如果你是要帶著毛主席的照片上街頭

那麼無論如何你是不會成功的

在這裡，藍儂對於激進革命的態度是曖昧的。他也想改變世界，但是他反對暴力、反對沒有終極計畫、只是自以為激進的姿態­ — — 帶著毛澤東的照片、拿著小紅書就是革命嗎？解放之路必須透過個人心靈的改變，而不是政治對抗。而至於他個人是否要參與，他還無法決定[2]。

藍儂雖然沒有在1968年投身社會革命，卻發生了一件他人生的大革命：和小野洋子(Yoko Ono)相戀。1966年在倫敦遇到這個來自日本、在美國長大的前衛藝術家後，他們的靈魂再也無法分開。

2.

1969年一月，尼克森就任總統。十天後，披頭斯在倫敦的唱片公司屋頂演出，是他們最後一次公開演出。

1969年三月，藍儂和洋子結婚後去阿姆斯特丹蜜月。但這不只是一場單純的情人蜜月，而是一場和平抗議。他們在飯店裡舉行了一週「床上靜坐」(Bed-in)行動，「以抗議世界上所有的苦難與暴力」。

這既是一種反抗的藝術行動，也是一種有效傳遞訊息的方式。因為對於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媒體往往只報導現場的衝突與暴力，而忽視遊行主張的理念；而他們相信這個非暴力且新奇的行動方式加上他們的知名度，會引起世人注意，因此他們每天接受十小時的媒體採訪，闡釋和平理念。

藍儂是深信非暴力抗爭的哲學：「爭取和平只能透過和平的手段，去用支配體制的武器來向他們抗爭是不適宜的，因為他們總是勝利者。他們很擅於玩一場暴力遊戲，但他們不知道如何對付幽默，一種和平的幽默」。

他們接著想要在美國進行這個「床上靜坐」運動，但是尼克森政府拒絕發給藍儂入境簽證，因此選擇去加拿大蒙特婁，以方便美國媒體記者來。

在蒙特婁床上靜坐行動的最後一晚，藍儂和房間內的支持者一起合唱了他寫的新歌，現場錄下來，七天後就發行：〈給和平一個機會〉（Give Peace A Chance）。

這首歌曲充分飽含藍儂在靜坐現場當下的熱情與原始能量。歌詞指涉了六零年代的各種符號，但副歌卻又跳脫時代的框架，成為一個可以在不同時空流動的抗議標語。對於這首歌，藍儂說他是為了想要做一首現代的抗議歌曲來取代〈我們一定要勝利〉(We Shall Overcome) 這首經典抗議歌曲。

歌曲發行後兩個月，在華府的華盛頓紀念碑前舉行了一場五十萬人的大規模反戰遊行。台上站的是老牌抗議民歌手彼得席格(Pete Seeger)，眼前是他一生見過最大的場面。他唱起了這首他其實還不熟悉的歌，但全場都能跟著他一起大合唱：

All We Are Saying：Give Peace A Chance

All We Are Saying：Give Peace A Chance

……

戰爭不斷加溫，他們也持續展開追求和平的行動。那一年聖誕節前夕，他們在紐約時代廣場、東京、倫敦、巴黎等十一個城市的街頭上，掛起一幅黑白的廣告看版，上面寫著：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

Happy Xmas from Lennon and Yoko

(戰爭已經結束

如果你想要的話

藍儂和洋子祝賀聖誕快樂)

越戰當然沒有因為這個廣告看板而真的結束。但是那個標語，那個在喧嘩中沈靜的抗議姿態，卻凝結住了六零年代的理想主義。

兩年後，他們把這個標語轉變為一首動人的聖誕歌曲：〈Happy Xmas (War is Over)〉。直到今日，這首反對戰爭、追求和平與包容的歌曲還是在聖誕時分飄揚著。

A very Merry Xmas/一個非常快樂的聖誕
And a happy New Year/一個快樂的新年
Let’s hope it’s a good one/讓我們希望這會是一個好年
Without any fear/沒有任何恐懼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戰爭結束了，如果你想要的話
War is over now/戰爭結束了

Happy Xmas/聖誕快樂

在1969年，藍儂和洋子結合他們反戰的政治主張與藝術行動，不論是行動藝術（床上靜坐）和裝置藝術（街頭看板），實踐對和平的追求。藍儂說，「我們是幽默的，我們是勞來與哈台。在這個偽裝下，我們更能表達我們的主張，因為所有嚴肅的人如金恩博士和甘地，都會遭到槍殺。」

只是沒有人想到，當他在開始用更嚴肅的面孔介入政治後，這句話竟然血淋淋的應驗在他身上。

3.

彷彿趕著過時代的年關般，一切都要在歷史的大門從「六零年代」換上「七零年代」的新招牌前，迅速收起鮮麗的羽翼。也是在1969年，披頭四錄製解散前的最後一張專輯《艾比路》(Abbey Road)；在紐約胡士托音樂節成為六十年代最盛大的狂歡與搖滾音樂節的永恆原型，但滾石樂隊在西岸阿特蒙(Altmont)的演唱會上一名聽眾死亡，為六零年代的集體狂歡寫下黑色悲劇。

但藍儂個人的新旅程才正要開始。

1970年，藍儂發行第一張個人專輯Plastic Ono Band。或許是因為他在製作這張專輯時正在接受心理治療，所以音樂是格外赤裸與誠實的自我剖析：與父母的複雜情結、他的階級背景、生命的困惑，以及與洋子單純而美好的愛。他想要拍除一切的偶像包袱，真正回歸自我。

在“Working Class Hero”中，他直面自己的工人階級根源。他成長的利物浦是一個典型的工人城市，而他小時家境不好，父親是船員，母親則遺棄他們。他在訪問中說，那樣的勞動階級文化環境使他本能上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在“God”中，他批判六零年代的假象與幻滅。他唱著，「我不相信耶穌、不相信甘乃迪、不相信貓王、不相信狄倫，更不相信披頭四」。最後一句表示他要自我拆毀作為一個披頭巨星的虛妄：

過去我曾是織夢者

但現在我已經重生

我曾經是海象

現在我只是約翰[3]

終於，藍儂拆穿所有假面，回到自我。他說，六零年代該結束的是那些色彩斑斕的迷幻，但是要繼續下去的是那股理想主義。所以

親愛的朋友

你們要繼續走下去

夢已經結束了

在這個七零年代開始的門檻上，藍儂和洋子發表公開聲明說，1970年將是新時代的元年，「因為我們相信上一個十年是舊機器崩解的時代。面對未來，只要有大家的協助，我們就可以一起建立一個新時代」。

進入七零年代後，藍儂將開啟更進一步的激進政治，遭遇國家機器的粗暴鎮壓，並面臨他和洋子關係的破裂與重合。雖然虛幻的夢已經結束，但是他要帶著整個世代一起去「想像」(Imagine) — — 這是他下一張專輯名稱，想像新世界的愛與和平。

4.

越來越左傾的藍儂認識當時英國新左派活躍份子阿里(Tariq Ali)和布萊克伯恩(Robin Blackburn) — — 這兩人至今都是英國左翼知識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對激進政治充滿好奇，在1971年初，他正式接受他們採訪[4]。

在訪問中，藍儂說他一直都很關心政治，且由於是工人家庭出身，從小就很有階級意識。他批判美國的搖滾樂隊都是中產階級出身，所以不瞭解階級體系的壓迫關係，當然他也承認披頭四遠離了自身的工人背景。他把自己視為新左派的一員，思考如何影響工人和學生；他說自己的策略是當他的明星地位像特洛伊木馬一樣進入大眾文化體系後，便可以透過音樂以及各種訪問來影響人們的意識，鼓舞他們起身改變世界。除了工人問題外，他更強調「我們不能有一個不包括婦女解放的革命」，而女權意識完全是洋子帶給他的。

這段訪問中的思考幾天後濃縮成一首新歌：〈人民擁有力量〉(Power to the People)。

寫完歌之後，藍儂馬上打電話給阿里說，「那天的對談實在讓我太興奮，所以我為運動做了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街頭一起歌唱」。他希望這首歌可以屬於當代最重要的抗議歌曲，取代那些十九世紀傳唱下來的老歌。

在歌詞中，他用兩句話寫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

百萬工人辛勤工作卻什麼也得不到

你最好給予他們真正擁有的！

他更進一步告訴左翼或者工人階級的男性，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只是階級，還有性別：

同志和弟兄們，我必須問你們

你們在家中是如何對待你們的太太

她必須真正成為她自己

所以她才能解放

在這一年春天街頭激烈的反戰抗爭中，這首歌進入排行榜前十名。

這首歌更呈現出他和之前政治姿態的清楚斷裂。在〈革命〉（Revolution）這首歌中，他對於是否要加入革命的行列還感到猶疑不定，現在他卻說「我們說我們要一個革命/最好趕快開始吧！」

這首歌也展現他最樂觀的期待，他相信只要人民展現力量，就能改變世界。一如他在兩年前聖誕節大型看板上所傳遞的訊息：只要人們願意用行動去反對戰爭，戰爭就會結束。

這一年八月，藍儂和洋子第一次攜手走上街頭示威，手上舉著牌子寫著：支持IRA（愛爾蘭革命軍），反對英國帝國主義，高喊：人民擁有力量！

1971下半年，藍儂發表新專輯《想像》(Imagine)。在這首後來成為他最著名的歌曲中，藍儂描繪出一個沒有國界、沒有私有財產、沒有貪婪、沒有暴力的烏托邦。這並不是痴人的白日夢，因為想像力並不是沒有力量的：在68年巴黎街頭的牆壁上，學生們寫下「用想像力奪權」；當年新左派的知識導師、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也說，想像就是權力 — — 「把最前進的觀念和想像力的價值轉變為事實，就是革命性的！」

這張專輯和這首歌不但成為排行榜第一名，並得到左派雜誌的高度稱許。歌曲的音樂和意境更使其成為搖滾史上最永恆的歌曲。藍儂證明了他可以結合搖滾樂創造力與理想主義。

有了烏托邦，有了音樂來傳遞這個共同的藍圖，接下來的工作是組織更多人加入他的夢。

你可以說我是作夢的人

但我不是唯一的

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加入我們

然後世界會成為大同

藍儂準備和新左派更緊密結合。他向阿里提議他可以出錢購買一個媒體來結合更多人；他們也準備成立一個「紅葡萄基金會」，進行左翼的政治與文化工作。藍儂透過他們進入了真正的工人鬥爭，例如一起聲援和金援蘇格蘭船廠工人的罷工。

但是，就在他要更深化他在英國的左翼政治運動時，因為小野洋子要爭取和前夫的女兒的監護權，他們必須搬到美國。

從英國轉換到美國，將對藍儂的政治實踐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他的激進政治其實是深受身旁的人影響，例如小野洋子或是阿里等新左翼份子。但英美的左翼政治風格完全不同：阿里和布萊克伯恩都是知識分子，而藍儂在美國後將遇到完全不同的人，開始完全不同的政治行動。

5.

1971年八月，藍儂和洋子離開倫敦，來到紐約，住進格林威治村的小公寓。然後，地下藝術家來了，詩人來了，左派份子也來了，尤其是兩位最特立獨行的人物魯賓(Jerry Rubin)和豪夫曼(Abbie Hoffman)。這兩人都參與了1968年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的抗爭，和其他人一同遭到審判，被稱為芝加哥七君子(Chicago Seven)。他們成立了「國際青年黨」，簡稱Yippie(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5]。和傳統強調草根組織的左派團體不同，更依賴媒體政治，更強調用衝突且戲劇化的方式來攫取注意力。藍儂的床上靜坐行動就是符合這種媒體造勢的反抗風格，所以雙方一見如故。

1971年十二月在密西根安那堡的「釋放辛克萊」（Free John Sinclair）演唱會是六十年餘燼的復燃，也是藍儂結合政治與音樂的高潮。辛克萊是政治龐克樂隊先驅樂隊MC5的經紀人，也是「白豹黨」的重要幹部（這是為了響應黑人的黑豹黨），他堅信搖滾樂可以推翻資本主義：「我們沒有槍，但我們有更強大的武器能夠直接和百萬的年輕人接觸，搖滾樂就是我們最大的武器。」他在69年因為販賣大麻而被判刑十年。

就在演唱會前一天，當地議會通過降低販賣和持有大麻的刑罰；演唱會後兩天，他被釋放出獄。

當天演唱會是由詩人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開場，接著有抗議民歌手歐克思(Phil Ochs)和黑人天王史提夫汪達(Steve Wonder)等人的演唱，以及魯賓、霍夫曼和黑權運動組織黑豹黨主席席爾(Bobby Seal)的演講。正如魯賓所說，「我們在這裡所做的是結合流行音樂和革命政治，以推動一場全國性的革命」[6]。

然後藍儂上台了。他演唱的歌就叫〈辛克萊〉（John Sinclair）。在歌曲中，他唱著：「現在就讓約翰自由吧！」

但是要那一個約翰自由？

是要讓「約翰」辛克萊從牢獄中獲得自由？還是要讓「約翰」藍儂從披頭四的角色中解放出來？

1971年的約翰藍儂，早已不再是那個看來溫順可口的偶像披頭，而是一個試圖接合搖滾樂與激進政治的音樂人，一個真正的行動主義者(activist)。

如果六零年代最鮮明的抗議歌手身影是狄倫，那麼在七零年代的開端，藍儂原本是要接下那把聖火，開始音樂與政治的新可能。

藍儂在美國的第二場表演是年底在紐約哈林區的阿波羅戲院，這是為了紐約阿提卡監獄的囚犯而唱。三個月前，一千多名的監獄囚犯為了爭取獄中基本權益而暴動，數十人被警察開槍傷亡。這些犯人大都是黑人，所以黑人社區在這個黑人音樂的聖地舉行了一場慈善演唱會，來幫助囚犯家庭募款。許多黑人歌手如愛麗莎富蘭克林(Aretha Franklin)都出席演唱，但藍儂這個白人歌手更直接以事件為名做出一首歌：〈阿提卡州〉（Attica State）：

「恐懼和恨蒙蔽了我們的判斷

讓我們從慢慢黑夜中解放出來吧」

藍儂和洋子並不滿足於這種個別的政治演唱會。「釋放辛克萊」演唱會只是一個新運動的開端；藍儂、洋子和魯賓計畫到各地巡迴演唱/演說，並且組織各地的青年理想主義者，讓他們關注社區本身的問題。而是當共和黨在加州聖地牙哥舉行總統提名大會時，他們要到外面辦演唱會抗議，以阻止共和黨的尼克森連任。藍儂甚至準備邀請迪倫一起上路，聯手重建音樂的激進政治[7]。

然而，執政的尼克森政府沒有給他們這個機會。

1972年六月，藍儂發表了來到紐約後的新專輯，名稱就叫《在紐約的時光》(Some Time in New York City)。這是張高度政治化的專輯，且內容與包裝都依循「頭版新聞歌曲」的概念：專輯封面是模仿紐約時報頭版，封面上的新聞標題則是專輯中歌曲曲目，照片則包括洋子設計的尼克森和毛澤東一起裸體跳舞。每首歌內容幾乎都是他在近期經歷的各種政治事件，包括”Attica State”、”John Sinclare”、談女性黑豹黨員的”Angela”、關於1972年北愛民權運動者被英軍槍殺的“Sunday Bloody Sunday”等、記錄他們紐約生活的“New York City”，以及引起諸多爭議的女性主義歌曲”Woman is the Nigger of the World”。

這種新聞式歌曲是美國抗議歌曲的傳統[8]，但這張專輯的評價和銷售都不好。或許，這些歌曲的價值真的和新聞一樣，只有記錄歷史時刻的意義，卻無法傳世。當然，如何寫出音樂美學上可以永恆，但又飽滿抗議精神的歌曲，是所有抗議歌曲的難題。

6.

即使這張專輯評價不佳，但藍儂透過文化造成的政治影響力卻已經強大到可以顛覆政權了 — — 起碼當政者是如此認為。FBI早就開始監控藍儂，甚至用各種手段打擊他，包括對報紙放消息說他資助恐怖主義，或者說魯賓被CIA收買。72年五月，藍儂在FBI的檔案從「新左派」提升到「革命活動」。

真正對藍儂造成打擊的是一名參議員寫了一封秘密信給尼克森政府的司法部長，指控藍儂和左派份子「正提出一個計畫要逼尼克森下台。他們計畫在各個舉辦初選的州舉辦演唱會，以進入校園、推動大麻合法化、鼓勵青年去抗議共和黨提名大會。….如果可以終止藍儂的美國簽證，會是一個好的反制策略。」尼克森政府準備驅逐藍儂出境。

共和黨之所以這麼擔憂藍儂的影響力，關鍵原因之一是1972年這次大選是美國第一次把投票年齡降到十八歲，所以年輕人的選票將扮演重要角色。而屬於年輕人的搖滾樂，或許就是辛可萊相信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

無論如何，約翰藍儂成為搖滾史上第一個因為政治影響力而被美國政府試圖遣送出境的音樂人。此後數年，藍儂展開了和美國政府漫長的法律訴訟，並深深影響了他的音樂革命計畫。在律師建議下，為了保持低調，他們取消了原來反戰巡迴演唱會的計畫。而美國在73年開始從越南撤兵、尼克森爆發水門案並於次年辭職下台，也使得抗爭頓時失去了方向感。藍儂逐漸淡化他的政治參與。

一個象徵性的改變，是73年春天，藍儂和洋子離開他們在格林威治村的革命小窩，而搬進中央公園旁邊的豪宅達科塔大樓(Dakota)。

年底，他發行新專輯Mind Games，音樂的政治意味大大降低。69年時，他曾說希望人家記得他是和平主義者的身份先於音樂人，但現在他卻說「〈你所需要的只有愛〉(All you need is love)就是我最終的政治信仰。我發現涉入政治太多會影響我的音樂。我是藝術家，不是政治人物。」

1976年中，藍儂終於贏得訴訟，獲得永久居留權，但他卻也早已疲憊不堪了。

1980年十二月八日，他在接受媒體的訪問中說：

「也許在六零年代時，我們都像小孩般的天真，然後各自走回自己的房間。我們終究沒有得到一個花與和平的美好世界……但六零年代確實告訴了我們該具有的責任與可能性。它不是最終的答案，而是讓我們可以一瞥事物的可能性。」

這是什麼樣的可能性呢？或者我們該如何去「想像」新的愛與和平的可能性呢？
藍儂沒有機會告訴我們，因為那是他人生最後一場訪問。

六個小時後，他就在曼哈頓家中的門口被槍殺了。

7.

我站在紐約中央公園的「草莓園」 — — 這裡並沒有草莓，只是在地上刻了「Imagine」字樣的圖案。每年冬日他的祭日，都會有無數歌迷在這裡聚會，點起蠟燭，唱著藍儂或披頭四的歌。

幾十公尺外公園旁的大樓，達科塔大樓，就是藍儂被瘋狂歌迷槍殺的地點。再一次，六零年代的精神會以如此暴力而黑暗的方式終結。

然而，藍儂證明了搖滾樂如何可以撼動現實政治 — —

至少當權者是如此相信，所以才試圖驅逐他出境。到了八零年代時，FBI仍然不願意解密關於藍儂的歷史檔案，因為他們說資料一旦公開，將會在英國造成「政治和經濟不穩定，以及社會暴動」。

只是，1980年那聲槍響雖然讓藍儂本人不會再威脅執政者，卻並不能讓人們停止想像。因為，每一代的年輕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想像屬於他們的愛與和平。

當人們在聖誕夜聆聽動人的〈Happy Xmas (War is Over)〉時，他們會被喚起對和平的溫柔渴望；而當人們唱著〈Power to the People〉時，下一場抗爭或許就在不遠處。

藍儂死了，那個六零年代試圖追求愛與和平、試圖反對戰爭機器、相信把權力還給人民的象徵死了。

但那又如何？我們重來一遍就是了。

[1]本文摘錄自我的書《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印刻出版），標題為新下的。關於六零年代文化與社會抗爭可以見我的另一本書《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

[2]在這首歌的單曲版中，只有Count me out(不要把我算進去)，但是在專輯的版本中，他唱的是”you can count me out, in”(把我算進去或踢開)。關於藍儂對首歌的詮釋，可以見「藍儂回憶」一書，滾石文化出版。

[3]〈我是隻海象〉(I am Walrus)是藍儂在披頭四時期寫的歌，在這裡象徵他的披頭四時期)。

[4]不過在1968年，披頭四發行「革命」單曲時，這兩人對藍儂對於革命的搖擺立場是十分批評的，藍儂也寫公開信回應。關於革命之歌、藍儂和米克傑克，可見我另外一篇文章收於《時代的噪音》。

[5]關於這兩人與芝加哥大審判的迷人故事，請見《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

[6]這群新左派也透過另外一場演唱會聲援辛克萊：1969年的伍德史塔克（Woodstock）。在樂隊The Who上台演唱時，霍夫曼衝到台上要大家支持釋放辛克萊，但是卻被吉他手Pete Townshend用吉他趕走。

[7]這段歷史是根據一本傳記Come Together，但是小野洋子在紀錄片The US vs. John Lennon中否認他們有打算要去共和黨大會辦演唱會。

[8]抗議民歌手Phil Ochs在1962年的文章就寫到，「每個報紙標題都是一首潛在的歌，而一個有效的創作者就是要找出適合於音樂的題材。」1964年，他發表一張專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Sing”，概念就是「一份音樂的報紙」。而藍儂在出版這張《在紐約的時光》專輯後，也有找Phil Ochs來聽過。